文化建设更应知常守道

　　阅读提示

　　文化需要漫长的积累过程，文化建设特别不适宜“大生产运动”。“大动作”、“大手笔”貌似“疾雷破山”，“飘风振海”，其结果可能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文化建设从来没有提到现在这样一种高度来认识和践行过，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性思考，也是文化自觉自信中的全民共识。文化是确保经济社会平稳长久运行的最本质的润滑、引领与助推。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友好和谐地相处共生。而既诗意又理性、又有尊严地栖居生存下去，正是人类的恒常之道。

　　文化建设从骨子里

　　要守望常道

　　守望常道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审美判断，而这些判断的标准，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集腋成裘的。文化建设尤其是一种规律性很强的复杂工程，因此，越想大发展大繁荣，就越需要遵循规律，知常守道。

　　“道”是什么?“道”是难以逾越的法则，“道”是人类实践活动反复证明了的那些不可撼动的文明结晶。人类虽然在种族、社群、宗教、国家之间有许多冲突，但也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为人要善良的朴素理念，儒释道无不认同遵从，并大加诠释倡扬。即使是基督、天主、伊斯兰教，也无不把善行作为其教会主旨之一。人类文明尽管探索的路径不同，但在其本质上，一些基本法则是殊途同归的。当我们苦苦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路途上寻找宝石时，其实发现许多闪光的东西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并且我们的更存之久远。今天的文化建设，首先是对这部分人类“常道”文明的持续宣讲与擢拔，只有这种建设，才与以开放心态拥抱世界的中国的未来面目相协调，否则，我们的文化建设可能是墙体筑得越高大牢固，越与主观愿望背道而驰。

　　我们常常犯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在经济建设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现在几乎泛滥到社会各个领域，干什么都想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以至于“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些人类最应坚守的真理，被贬损为“不开化”、“旧观念”、“死脑筋”、“落伍”、“呆板”的化身，成为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象，这就表明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失却了常道。日本一个现代企业家叫涩泽荣一，他著了一本书叫《〈论语〉与算盘》，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以仁爱、诚信为根基，既打“算盘”，更讲“见利思义”，可惜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缺少这样的文化统领和精神照耀，其实我们昔日的晋商、徽商有许多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追求“义利合一”的“商道”，《论语》加“算盘”的思辨，也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应该借鉴的哲学思考。问题是我们在许多价值判断上还都处于一种懵懂状态。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从骨子里守望人类常道。持守恒常价值，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脉，这个一旦抽空，或被戏说、嘲弄、颠覆，文化建设就是一种在废墟上鼓起的气泡，看似五彩缤纷，实是转瞬即逝的幻景工程。

　　文化建设在过程中

　　要戒除浮躁

　　我们现在确实迎来了最好的文化建设机遇期，但把握不好，也可能成为最大的泡沫期。我们已习惯于听到文化建设中这样的话语：得有“大手笔”，搞几个“大动作”。“大动作”未必带来大发展大繁荣。“大动作”带来“大思路”、“大规划”、“大活动”，继而就是“大圈地”、“大翻版”、“大折腾”。而文化建设更需要用心来经营，用心经营的过程，正是文化化育、化人的过程。德国科隆教堂建设了632年，是欧洲建筑史上建造时间最漫长的建筑物之一，不仅成为科隆城的象征，更成为德国宗教、民族、艺术统一的象征，它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持之以恒的精神情态。其实我们也不乏这样真正的“大手笔”，龙门石窟历经400余年刊石而成，重庆大足石刻的主要建设工期也耗时5个多世纪，而敦煌莫高窟从公元3世纪持续到13世纪，整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雕琢磨砺。这不仅是在考验建设者的耐心，更是在考验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我们如果永远是“击鼓传花”式的短期行为，既要求“大”，又要几年、甚至几个月“大见成效”，就必然是“大制作”文化垃圾的所谓“大时代”。

　　文学艺术创作更是如此，司马迁终其一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才使《红楼梦》成为民族文化不动产。当然，那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时代，今天的信息高速，已把世界填塞得腹满脑涨，把步履逼得踉踉跄跄，想停下脚、静下心来“披阅十载”，确实需要很强大的精神定力。但文艺创作又是不用心过滤、不用心凝结而不能成其器的特殊劳作，长期囫囵吞枣，粗放出品，甚至把庸俗、低俗、媚俗泛滥当繁荣，就会形成一个民族的艺术审美水准定势。要想通过这样的大发展进入世界文化对话平台，岂不南辕北辙乎?文化消费的如饥似渴，必然催生文化产业的手舞足蹈，继而引爆产品制作的异想天开和粗制滥造，被逼得急了，不争西门庆的故里，就会争王婆的故里，这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建设的必然怪胎，若不清醒应对，可能强争贾府寄生虫薛蟠故里的日子还在后头。

　　文化建设更应注重对已有经典和原创精神的保护和鼓励，否则，我们讲创新，容易使一些急于求成者在经典上“杀鸡取卵”。不“戏说”，就“穿越”，有的甚至完全颠覆了已有的精神价值，这种创新，必然使我们已经形成的民族文化根基产生动摇。长此以往，必然会丧失对自己文化的敬畏与应有尊重。一个文化根基看上去十分邪僻、怪诞、不周正的民族，你用哪一只脚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呢?文化是一种积累过程，特别不适宜“大生产运动”。“大动作”、“大手笔”貌似“疾雷破山”，“飘风振海”，其结果可能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文化建设更应追求从过程中产生和释放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力量。而前赴后继、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呕心沥血、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等精神资源，正是文化建设的本质能量，中华文明薪火之所以传承不息，也正在于这种能量的持续积蓄和挥发。

　　文化建设于理性上

　　要推崇批判精神

　　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复兴是中华文明能否永久立于世界之林。漫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唯有文化的深积厚存，文明的所向披靡，才是强大的根本。现实生活中那些没有经过文明洗礼的暴发户，是不可能真正受人敬重的。因此，文化建设在今天被响鼓重槌地擂动，才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觉醒和奋起。但文化建设远比经济建设复杂，人类有多少颗大脑，就有可能产生多少种思考，有多少种人性律动，就有可能产生多少种生活方式。文明其实是一种沟通，让不同的大脑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彼此能够接受并感到比独自行动更加美好的空间中相携共生，是文明的初衷。愉快地接受别人，也被人愉快地接受，并在公众生活中彼此都获得做人的尊严和发展，这是文明的目的。因此，在文明的建设中，理性的批判精神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为，适应他人，包容他人，是需要理性的，而理性的批判精神是一个民族能够保持文化先进和永久活力的最可靠的“矫正器”。一个没有文化批判精神的民族，惰性和羸弱就必然酣睡在其卧榻旁。

　　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自然应包括对诸子百家批判精神的温情回眸。任何圣贤都会有历史局限，无论中国的孔孟、老庄，还是“古希腊三贤”，也都有时代进步后的“盲区”。就像《三字经》、《弟子规》再好，面对今天的学子，也是需要用批判眼光加以辨析继承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同样也应保持批判的清醒。西方自身也一刻没有停止过对自身文化的检讨和批判，我们一旦盲从于某种思潮或西方固化模式，很可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尤其是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消费娱乐方式的淫浸泛滥，我们的批判尚欠缺力度，如若任意恣肆，可能造成长久的文化扁平甚至堕落，让整个民族的精神提振失去一次绝好的机会。因此，文化建设必须筑牢自己的根基，包容天下的优长，持守恒常价值，保持批判理性。否则，自信可能成为自大，借鉴可能成为深陷，而自大和深陷，正是今天文化建设的矛盾两极，唯有增强理性批判精神，方有可能真正找到发展繁荣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