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礼”：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

　　核心提示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离开了礼来谈中华文明，则无从谈起。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以衣冠文物标榜国家文明的特色，举世所无。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经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论辨，最终走上礼治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礼乐文明有所了解。

　　礼是“修、齐、治、平”的大经大法

　　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文化的底蕴从此得以确立，其后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扬，成为博大精深可以经纬万方的巨大体系，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首先，天人关系属于礼。人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如何与万物相处，在古代中国都是以礼的形式规定下来的。我们读《礼记·月令》，上面逐月记载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气象与物候的变迁周期，动物与植物的成长过程，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要求人们爱惜森林资源，保护幼小动物。那时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资源比今天丰富得多，但儒家已经意识到人与宇宙万物必须共存共荣的道理，这是何等的胸怀与卓识!

　　其次，国家典制属于礼。在中国文化中，制订符合道德理性的国家制度称为“制礼作乐”，好的制度被破坏了称为“礼崩乐坏”。礼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无礼则无从措手，成为社会贤达的共识，有关的论述触目皆是，如《左传》引君子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颖达疏云：“国家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经理国家、安定社稷。以礼教民则亲戚和睦，以礼守位则泽及子孙。”子大叔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将礼譬之为治国的衡、绳墨、尺寸，乃是规范一切的标准。

　　治国理念的实现也必须通过礼。再好的治国理想、理念，只有通过礼仪，才能层层推进，逐步变成现实，这个道理《礼记》上说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德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没有礼就无法成就。教育民众，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纷争辨讼，没有礼就不能判别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伦理的基础，没有礼就无法确定。班朝治军，居官执法，没有礼就没有威严的气象。祭神敬祖等，没有礼就无法诚敬庄严。一言以蔽之，没有礼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礼治法治在“交锋”中决出主次

　　自古以来，治国之道就有法治与礼治之争，两者孰优孰劣，在先秦就有论辩。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理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后期是韩非。商鞅重法，主张法律公开，严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贵，一断于法”，不管是卿相、将军，还是庶人，只要不听王命、违反国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张“刑九而赏一”，多用刑，慎用赏。

　　申不害强调“术”，就是君王驾驭臣民的权术，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使他们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时要寡言少语，给人以高深莫测、无从捉摸之感，这样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张“事断于法”，官吏守法，人民为法所役使。同时，他又提出了“势”的观念。他说，尧如果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那他连邻居也使唤不动；他南面而称王了，才得以号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权力特别重要，君王务必要很好利用这个“势”。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好利。他说：种地很辛苦，为什么还有人种?那是因为想致富。打仗很危险，但还有人愿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那样就有钱去买他的车。卖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样他才有生意。他又说，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与国君做交易，国君则陈列各种爵禄与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间哪有什么君臣如父子关系?都是在权衡这场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于用“利”来调动臣民的积极性，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母亲爱儿子，但儿子往往不听母亲的话而听父亲的话，韩非认为这是因为父亲威严的缘故。所以，治理国家要靠严刑峻法，迫使民众拼命干活、打仗送死。

　　我们再来看看儒家思想。孔子对礼与法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为政者用法制禁令来引导民众，要求他们处处遵命，如果有人不服从，就用严厉的刑罚来整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民众可以免于刑罚，但并非是他们有了廉耻之心的结果，而是慑于刑罚的严厉。换句话说，一旦刑罚取消，外在的震慑力没有了，他们还会故态复萌；相反，为政者用道德来引导民众，躬身垂范，民众接受的程度如果参差不齐，就用礼来整齐他们，使其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这样民众就会有向善之心，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打死也不能做。可见，在孔子眼中，法治是末，礼治是本，两者不可颠倒。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礼治在与法治的交锋中占了上风，这与大秦帝国迅速灭亡有很大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可是，这样一个重视法治、武功盖天下的王朝，只存活了三十七年，到秦二世胡亥就垮台了，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汉学者的极大兴趣。如贾谊作《过秦论》，专门检讨秦政的过失，他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在秦夺取天下之前应该采取进攻的战略，而在取得天下之后则应该采取守的战略，也就是施行仁义。而秦始皇还是凭借法治与暴力，终于酿成了悲剧。贾谊还重提先秦的礼、法之争，认为礼的作用是“禁于将然之前”，也就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即惩罚犯错误者。因此，应该以礼为主，法为辅。

　　西汉的思想们家几乎都反对秦政，而希望回到孔子的德治路线上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这是历史的选择，也被此后的历代政府所沿用。

　　“礼”字蕴含多种人文精神元素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賁·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礼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礼主敬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群处的基本要求是彼此的和谐相待与分工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群体的合力、推进社会发展。中华之礼的基本精神，正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

　　《礼记》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毋不敬”。儒家以月亮的盈亏为喻，提出“满遭损，谦受益”的理念，提倡谦虚自守、低调行事。故处处尊重他人，凡事多看他人长处，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既是修养，也是美德。

　　有人说儒家倡导的礼不过是统治阶级之礼，是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与庶民无关，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是对礼学文献没有细读，甚至有误读。我们来看《礼记》是怎么说的：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自卑而尊人”并非专门针对富贵者，而是包括“负贩者”在内。“负贩”是背个篓子或挑副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懂得了礼，就可以人穷而志不短。可见，礼是博施于所有人的。

　　自谦而敬人是中华礼仪最重要的特色，在各种礼仪中体现得极为充分，交际语言中的谦语与敬语，堪称是最能体现东方文化特色的典范。

　　-礼主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口号，其中“博爱”一词，国人多以为是西方人的首创。殊不知，撰成于战国时代的《孝经·三才章》就出现了这个词。

　　在《礼记》的《礼运》篇里，孔子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那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人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孔子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为实现人类远大理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来培养爱心。父母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给了我们最无私的爱。当我们一天天成长起来的时候，父母却在一天天走向衰老，越来越需要得到亲情和关心。子女孝敬父母是一种自然亲情，最容易做到。孝敬父母并非是提倡狭隘的私亲之爱，而是以此为起点，把对父母的爱推广到天下人父母的身上。《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唐玄宗把这两句分别解释为“博爱”与“广敬”，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国人从童蒙时代起，便受到了博爱的教育。《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皆同类，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共生于同一块大地之上，只有彼此相爱，才能拥有幸福的未来。把爱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来推广，是何等人性化!

　　-礼节人情

　　人是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动物，一生处于喜怒哀乐之中。人们对于事物的反应，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此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性的修正和调适。儒家的礼，就是为了合理地节制人的性情、防止民众或过或不及而设：“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近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与此如出一辙，证明先秦儒家对礼节人情的问题，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念。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可谓深得诗的大旨。

　　所以，在情感问题上，要懂得一点儒家的“中庸”之道，把握好度。如果大喜大悲，狂躁暴怒，小则影响身体健康，大则影响人生幸福，破坏社会和谐，甚至酿成悲剧。人是理性动物，人高于禽兽的地方在于，人有能力把情感控制在不偏不倚“中”的境地，能够客观地面对功过、得失、是非、毁誉。

　　-礼乐兼修

　　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礼乐相须，不可或缺其一，这是中国文化里极为重要的特色。据《礼记·王制》记载，上古君王有定期巡守四方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 “述职”，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君王据此可以了解民风是否淳朴。听到纯正无邪的民歌，则由随行官员记录后推广，此即 “采风”。古人认为，盛德之帝必有盛乐，音乐已然成为圣德明君的象征，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之高，不难想象。

　　《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的最大作用是使人心“和”，所以，儒家想方设法在各种场合让人们接受乐的熏陶，包括在宗庙、乡里、家里。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 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乐记》这段话里的“和敬”、“和顺”、“和亲”，都以“和”作为前提，可谓用心良苦。《乐记》还对礼乐的职能做了论述，如“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也有类似的表述，最明快的表述是：“礼，外也。乐，内也。礼乐，共也。”只有礼乐兼修，才能成为内外完美的君子。这些精辟的论述对修身养性颇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反复吟咏、玩味。

　　-礼尚往来

　　礼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

　　礼是指礼节，尚是注重的意思，礼尚往来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礼，互相尊重。我最初在清华开“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门课时，每次上下课，我都向学生鞠躬行礼。第一周我这样做，学生都毫无反应地看着我，第二周还是如此。第三周上课，我依然鞠躬行礼，学生还是没有反应，我这才跟他们谈礼尚往来的道理。我说，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每堂课讲九十分钟，都是站着，中间也不休息，这有多辛苦?哪位同学想体会一下，可以站着听九十分钟试试。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上下课的时候起立十秒钟，向老师表示一下尊重?我孩子的年龄都比你们大，我这么一个老头向你们行礼，你们居然若无其事，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么做合适吗?

　　按照《礼记》的说法——“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现在是你们失礼了，怎么办?是不是从下周开始上下课的时候咱们“礼尚往来”一下?同学们纷纷表示从这堂课开始。下课铃声一响，大家都站了起来，师生互相鞠躬致敬，以后每次如此。说明清华的同学都是好学生，问题是没人给他们讲这些道理。

　　我对同学说，我要求大家行礼，并不是要求你们特别尊敬我，只是希望大家由此培养恭敬之心，在学校尊敬老师，回到家里尊敬父母，将来工作了，尊敬领导和同事。你这样做了，才可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问题是你首先尊重了别人没有?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都能通过尊重他人来赢得他人的尊重，不就是“我敬人人，人人敬我”了吗?

　　“礼的精华”可为当今时代所用

　　上面略述了礼在中国文化中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离开了礼来谈中华文明，则无从谈起。中国之外，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色彩如此鲜明的原生文明。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中华腾飞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五千年历史与文化，蕴藏着丰厚的民族精神资源，需要我们去发掘与提升。中华腾飞需要大力提升民族整体素质，革除种种不文明、不讲“礼”现象。

　　作为一位礼学研究者，我尤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华的礼乐文化?它在当今时代是否还有利用价值?一生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生前与美国学者谈论中国文化时如是说：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钱先生的说法，可谓一语中的。西方人的礼是礼节、仪式，中国人说的礼可谓无所不包，与西方人说的文化相仿。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并且通过礼的形式，使之“格式化”，推行到各地，从而深深地扎根于社会，成为我们紧密联系的强大纽带。钱穆先生认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此宏论中国文化的本质，读之令人如醍醐灌顶。衷心希望大家能从钱先生的论述中，正确认识和推广中国礼乐文明。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传统礼乐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更不是糟粕一堆，其中蕴藏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华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时代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