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许多年学问突然产生了关于学问的困惑。
学问很玄。老子、庄子绝圣弃智,自然是不相信有学问一说的,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态度很消极。孔子是认真要做学问的,还提出了学与思结合的治学方法,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学问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人文初始,圣人未作解释。
马克思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学问只有一门,那就是历史学,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都属于历史科学。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学问的内涵好像比较能够确定,因为中国的史家司马迁对历史学的学理范围有过一个很经典的概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涵盖广泛,可见做学问是一门浩大的工程。天人之际是随便一究就能究出普适性的真理的吗?古今之变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吗?成一家之言怎能与稍有感悟便连篇累牍地写文章同日而语?而从司马迁的治学实践看,他做的大多是缕述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工作,附带一些点评,通古今之变还算说得过去,究天人之际则差得很远。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细分,涉及性理与科学的内容也多了起来,历史究、通的难度加大了许多。细想起来,司马迁的“究通”之说,毕竟也只是一家之言,他说的那个历史学要承担这样的任务还得好好加把劲才行。
这样一考虑,问题似乎又回到原点,也就是说即使说学问是历史学,历史学的边际也不大容易界定。近一段日子看古书,又有了新的发现,看到了桐城派的创派学者姚鼐对学问的界定。他认为传统的学问大致包括:义理、考据和词章三大块。义理属于抽象思辨,探讨诸如世界起源、生命本质及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等攸关安身立命的问题;考据穷究古今之变;词章则是关于诗文作法的学问。对“议论、考核”,姚鼐讲求“辩而不烦、博而不芜、精到而不至于竭尽”;写文章则要有“高韵逸气”,目标远大、要求精微,恐怕不是寻常人物能够胜任的职业。做学问之难由此可以想见。但就涵括而言,姚鼐的说法确有道理,所谓学问几乎都可以包括在这三大块里。后来自认是桐城派传人的曾国藩又补充了经济一项,此人一生参与实务,深懂学以致用的道理。其实仕途经济也是早已有之的说法,读书是治学,做官就是经济了。四美齐聚,关于学问范围的概括感觉已经比较全面了。有了上面的思考,因又想到《红楼梦》里的一副对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将学问与文章分开,好像也很合理:洞明世事与前说的学问并无轩轾;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和人情练达的关系确也密不可分。感觉此对通俗易懂又富有创意。
说过学问,再说治学。
虽说学术是天下公器,人人得而治之,但毕竟是高精尖的活,不是人人都能做得的。美国上世纪20年代有一位叫白璧德的学者,就认为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满足许多条件,因此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从事这项工作。学衡派的梅光迪受业于白氏,回国后适逢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众声喧哗、一片沸腾,很是诧异,说做学问怎能搞群众运动。智者、贤者的话,往往一开始并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认可,等到吃了亏,做了蠢事,才会想起原来曾有人这么提醒过。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内搞群众运动也成了一个惯例。“五四”时期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学术、搞文化还情有可原。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与宣传,成为强势话语,无人可以挑战。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通过发动群众,依仗人多势众与封建传统文化周旋,终于打破了旧的文化格局,让新文化后来居上,成为20世纪的主流文化,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肇始于此,思想文化领域里涌进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出现了太多的超思维、非文化的强制。“五四”在这方面开了先例,新中国成立后,搞运动、搞大批判,可以说都是仿效“五四”的。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不大能看到政治干预学术,发动群众以获取特定阶层、团体的利益的事了,但另一种学术群众运动却盛行起来。如今搞学术的十有八九是单位工作的同志,单位用文章来考核员工的工作业绩,评职称、岗位竞聘、发奖金都与文章的多寡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人人都得写文章。陈寅恪、钱锺书写文章是搞学术,现在人人都写的文章呢,够得上学术的称谓吗?大家都是写文章,我们能与这些搞学术的前辈们平起平坐吗?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这是毛泽东称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话,干革命、搞建设需要人多、需要高涨的热情。搞学术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不仅质量难以保证,还会滋长浮躁情绪。陈寅恪如果活到今天,看到学术大跃进,心态会否发生变化?如果学校中文系再提一个一级教授一年发五六篇文章、三年拿一个国家课题、出一本书的要求,兴许陈寅恪迫于形势也要熬夜爬格子了。如今学界雷同、抄袭的传闻不绝于耳,我想其中不少人就是被学术群众运动逼上梁山的。雷同、抄袭可以逼出来,学术是逼不出来的。逼出来的一定是劣质产品、虚假产品。我由此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老所长何其芳,何其芳是个很认真的人,经历过“文革”,晚年检讨自己,觉得自己一生所写的大多是应景文章,应景文章必是“速朽”的东西,因此抱悔不已。人家已经抱悔了,我们还要跟着抱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