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贺兰山脉的明三关口长城遗址，历经风雪吞噬，已残破不堪。
固阳秦长城康图沟段，修复的古长城修旧如旧，堪称典范。
5月15日晚，宁夏银川，全国政协长城保护情况调研组举行媒体见面会。会前，主持会议的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突然倡议与会者全体起立，随即他宣布了一个噩耗，罗哲文先生去世了。
罗哲文是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被誉为“中国长城保护第一人”，今年是他从事长城研究60周年。卞晋平还记得几个月前，最初有调研动议时，曾专门征求罗老意见：“他很高兴，当时他身体不好，我们劝他养好身体到时一起去。”
长城保护痛失“长城”，让这次以长城保护为主题的调研有了不同的意义。5月12日至19日，8天时间，行程数千公里，实地察看8段长城遗址，调研组一路奔波在西部广袤的原野上，为了不辱使命，也为了告慰英灵……
长城到底有多长
说出“长城”这个名字，国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雄伟的形象——崇山峻岭间，长城如同巨龙，蜿蜒前行，气象雄浑。
但这不是长城的全部。5月14日下午，调研组在宁夏固原见到了战国秦长城遗址。如果只是近观，它与一般土丘无异。2000多年前的夯土层上，荒草丛生，无名野花怒放。只是沿着走向远望，依稀可见它的气势。
这是一段典型的土长城，历经千年雨雪侵蚀、水土流失，已不复当年雄姿。但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段清波心里，这并不起眼的土墙，却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
段清波随手捡起一片残瓦，仔细端详后很是兴奋：“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典型的板瓦!”段清波带领的长城调查队这几年沿着战国秦长城，寻访过甘肃、内蒙古的许多遗址，在墙体不可见的地方，他们便是顺着这些散落的砖瓦残片继续寻找。在他的指点下，敌台、城障、烽火台位置一一明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事呈现在眼前，而城外的一马平川，也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
同样领略到历史讯息的，是当年的毛泽东。1935年10月，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翻越六盘山、走过秦长城，留下《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的豪句。
这样的长城，在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并不鲜见。但长城到底在哪里?长城究竟有多长?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连专门从事长城研究的专家也说不清楚。
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随后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长城保护工程，第一个任务便是摸家底、清底数。2006年底，全国性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启动。
经过近4年艰苦卓绝的田野调查，2010年底，两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根据调查结果，我国长城资源分布于北京、天津等15个省区市;其中，明长城墙体总长度为8851.8公里，而秦汉及早期时代长城超过1万公里，总长度超过了2.1万公里。
一砖一瓦里的文化讯息
5月17日上午，调研组从呼和浩特出发，驱车3个多小时，来到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金长城遗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高低起伏的草丘绵延向远方。若非看到“金界壕”的文物保护标志，很难意识到，脚下便是长城。
35岁的牧民敖力一家祖孙三代就住在这些草丘边，他打小就在上面玩耍、放牧。直到十几年前，一次修路，有人来说这是长城，路不能穿越。尽管跟想象中的长城不太一样，尽管这长城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敖力还是没再让自己的牛羊上来吃过草。
但保存这样一段长城到底有什么意义，敖力说不清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保处处长王大方却对这种内蒙古独有的长城情有独钟：“它不强壮，还很衰老，是长城中的弱者，但它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反映了两个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
王大方介绍说，金界壕在当地被称作“成吉思汗大道”，尽管在当时是攻防的前沿，但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却是边民互市的场所。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前，常常在这一代活动。
为了说明金界壕的文化意蕴，王大方讲起了历史典故：铁木真曾与金国使者在堑壕相见，见使者平庸，便使坏灌醉了他。没想到几年后，这位使者却成了金国之主。史书记载，铁木真得知后“南面而唾”说道，我当皇帝是天上人做的，此人做得，我也做得……
段清波走过许多长城，它们大多与金界壕有着类似的境遇——地处偏远，外观并不美，有的已是断壁残垣，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不能为当地带来直观的经济效益。但显然，长城自有超越当下的文化价值在。
在段清波的研究视野中，长城像是一道线，两千多年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围绕这条线在不断的战争中融合，在持续的融合中发展，合力构建起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他看来，长城每一层夯土、一砖一瓦里，都隐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
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在与内蒙古方面座谈时明确指出，长城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融合的独特的大熔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加强对长城的研究，并以研究成果为素材，广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各民族对祖国大家庭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座谈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对长城价值的认识，得到了调研组专家的认同。他认为利用长城，应是一种广义的利用，传播长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也是一种利用，“完全从经济产业角度去衡量，反而降低了长城的价值。”
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看法：“那些野长城也许今天没人去，但会有人去的，今天不作点牺牲保全它，将来想要就没有了。长城是全民族的巨大财富，是用钱买不到的财富。”
长城的“敌人”们
银川往西40余公里，便是著名的三关口明长城遗址。尽管墙体已残缺不全，但依着贺兰山雄浑的山势，仍可想见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盛况。
然而走近细看，就会发现土质墙体已被风雨侵蚀得千疮百孔;更严重的是，一些墙体和地基相连的地方，已几乎被肆虐的大风掏空，随时有成片倒塌的危险。全国政协委员黄小同用手轻触墙体，黄土簌簌落下，“城墙都已经酥掉，不修复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自然灾害，无疑是长城的大敌。长城存在的区域，大体都是我国荒漠化危害及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风沙肆虐、雨雪交替、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等灾害，让许多人迹罕至地方的长城已消失殆尽。
“面对自然的挑战，我们的办法并不多，这凸显了长城研究的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介绍说，现在我们保护土长城，多用土坯填充和支顶，或在长城表面喷洒化学保护材料。“但要么是土办法，要么是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办法。对保护长城实用技术的研究，我们欠缺太多，国际上又没有太多同类经验可供借鉴。”
张廷皓据此向宁夏提出建议：组织一个研究小分队，专门就土长城的保护和修复重点攻关。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国家层面引起重视。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多位成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可以考虑建立国家长城保护研究中心，以便整合长城研究的优势资源，为长城保护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比天灾更具杀伤力的是人祸。就在罗哲文老人去世的当天，陕西榆林爆出破坏长城的消息，地点距著名的长城建筑镇北台仅约500米——而那里有罗老的亲笔题字“万里长城第一台”。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长城沿线的村落，直接从长城墙体上就地取材，土长城取土，砖、石长城直接拆除取材，用来盖房子、垒猪圈;更有的直接在长城上开路、种地，在长城下挖窑洞。
近些年来，群众由于缺乏知识和意识破坏长城的情况已并不多见，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破坏却时有发生、且有加剧趋势，即法人违法。榆林破坏的情况便属此种。
“这样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张柏对此痛心疾首，一些企事业单位、甚至地方政府完全无视长城价值，为了眼前之利，随意处置长城，已成为破坏长城的主要形式。
尤令调研组担忧的是，长城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也是许多长城至今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但现在落后地方发展劲头十足，难保非理性的情况不发生在长城身上。
更有一种破坏，是以开发为名的——长城变成了摇钱树，随意打扮、格调全无。近些年暴殄天物的事出了不少，有的地方把上千年的土长城就地推倒，并在原址建起了和八达岭一样的砖长城……
谁来管长城
长城保护，文物部门责无旁贷。然而正如张柏坦言，文物部门在政府序列中明显不属强势，实践早已证明，长城保护如果没有诸如财政、城建、国土、旅游、环保等部门的介入与配合，就会陷入无力状态。
因此，如何在政府部门间形成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及令行禁止的行为规范，是保护工作的关键。这就需要明确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长城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制定的专门法规，业界评价，是长城保护的“里程碑”。条例颁布5年来，成效显著。但法规的细化工作同样需要强势推进。
张柏每到一处，便催促当地的文保部门尽快把当地长城保护的总体规划制定出来上报，并强调“这个规划不是汇报式的，而是实打实的工作计划”。他介绍说，国家文物局正着手制定全国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将涉及土地使用、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和旅游设施的控制管理等。规划将在“十二五”期间出台，届时，长城将具有明确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张廷皓则呼吁长城保护应再往前一步，将长城列入国土功能区规划中，“这样长城就有了双保险，法人违法治理将不再是难题。”
要保护长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单靠政府的主导力量显然不够。在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调研组来到56岁的村民谢军家，小院子墙上挂着烫金的招牌：“长城保护站”。谢军是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一边侍弄田地，一边看护长城。
明长城穿村而过，谢军自家的窑洞便挖在长城墙体上，用谢军自己的话说，以前意识不到位，他是长城的破坏者，如今自觉成了保护者。他负责巡护的长城有两段，一段5公里，另一段17公里，两段长城边都有他家的地，因此看护起来也更方便。
2009年，谢军等15位农民被清水河县文化部门聘为长城保护员，每个月给300元补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也有类似的做法，在长城分散分布的草原牧区，当地文保部门发动牧民群众组建“马背文物保护队”，为他们配备所需设备并发放一定补助，牧民自备马匹巡查看护，效果很好。
调研组对这种发动群众的做法颇为激赏，段清波说，地方文管所是目前保护长城的主要力量，但这力量太薄弱了，大部分县只有3、5人，多的也就10人左右，如何保得长城的安全?在加大投入、充实机构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当地群众保护长城的积极性，形成保护长城的“长城”。
“专业的管理机构加上专业的研究机构再加上充足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就能形成一个保护长城的完善体系。”张柏说。但显然，这三支队伍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
“要使长龙复旧观”
5月19日下午，调研组来到最后一个调研点，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秦长城康图沟段。夕阳下，石头长城依山势蜿蜒盘桓，由于年代久远，原来米黄色、青色的石料表面已呈黑色或暗红色，长城墙体远看如“钢铁长城”，近看则“锈迹斑斑”，如铁如血，让人顿起幽古之情。
史书记载，此段长城乃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后所建。如果不是刻意保留了一段长城原貌，几乎看不出眼前是一段修复的长城。当地文物部门介绍，维修工程严格遵守原材料、原工艺原则;并对墙体内外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整治，还在山下建立了包头长城保护的第一个专门机构——固阳秦长城保护工作站。
调研组成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吴加安越看越欣慰，资金到位、工艺到位、机构人员到位，可称保护长城的典范。
“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60年前，28岁的罗哲文奉命修复八达岭长城，骑着毛驴登上长城，留下诗句。
“要使长龙复旧观”的誓言，燃尽了罗哲文一生心血。而要让长城——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象征，长久地盘桓在中国大地上，后来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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