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文品

　　最近整理旧物，从书柜中翻拣出几件与康生有关的藏品。

　　一是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刊本《南史》，两函十二册。在卷一右下方钤“康生之印”篆书白文印及“康生”篆书朱文印各一方。

　　《南史》，唐李延寿撰。八十卷。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纪传体，无表志。作者根据其父所撰《南史》旧稿，删并而成，与《北史》汇合南北各朝历史，反映了唐初统一全国的历史要求。此书删繁就简，文字简洁易读，并增入四书以外的材料，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汲古阁”，明末常熟毛晋藏书阁名。毛晋，明末藏书家。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所校刻书籍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等，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好钞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之为“毛钞”。

　　二是颜真卿撰文并书的《唐钱唐丞殷君碑》拓本。

　　颜真卿是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褚(遂良)，后师张旭。书风雍容壮伟，气势磅礴。苏东坡说他“雄秀独出，一变古法”，赞曰“诗止于杜子美，书止于颜鲁公”，开创盛唐时期新风貌，世称“颜体”。故颜氏之碑皆为世人所重。康生在此碑拓本上题跋：“五六年夏赴杭州视察，杭州文管会同志赠此唐人碑拓，甚古雅精致，入藏吾室。康生”。下钤阳文印：康生。帖上还钤有收藏印“墨汁因缘”、“林中草堂”、“生白轩”等。

　　三是康生绘《墨菊》图朵云轩木版水印一轴。

　　该图水墨纸本，小写意画菊花一枝，仿清初八大山人笔意。题篆书款“晚节花香”。落款“国庆十周年，鲁赤水”。钤篆书白文“游戏”闲章。“鲁赤水”系康生笔名。将古代山东鲁国的名称作为姓，以“赤水”作为名。

　　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特殊人物。人们称他为“康老”，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资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当上了江苏省委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助手。次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底，康生与王明、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被委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延安整风期间，又被任为总学委会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兼任。建国后，他又有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头衔，有点像苏联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直至“文革”期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这5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康生窃据高位，挟政治运动之威势，以整人为业，以整人为乐，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延安整风期间他那篇《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流传全党，许多老同志至今谈起来，仍心有余悸。“文革”初期和中期，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有十几个，“审查”对象320人。其余30多个专案组，虽不由他分管，但他全部参与谋划和控制。据统计，在“文革”期间，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835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33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解放军高级干部210人，其余470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古今中外，实属罕有。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害人狂”，却又博识广学，精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人的爱好及本领，他几乎无所不通。年轻时他刚到上海，就因为擅长书法，被上海商业巨头、黑帮领袖杜月笙密友虞洽卿聘为私人秘书，专门撰写来往信函、拜帖、贺帖、吊唁信等。他左手右手都能写字。真草隶篆皆通，尤擅章草。他的书法被许多一流刊物用作封面题字，包括《文物》和《考古》杂志，以及一些画册和学术著作。日本书界对其书法颇为欣赏。称他为当代中国三个半书法家之一，而鼎鼎大名的沈尹默只算半个。大概因为沈字属馆阁体，缺乏个人独特风格。

　　康生还专长于绘画、篆刻。上海著名画廊朵云轩在上世纪60年代，曾把他花鸟水墨绘画木刻水印复制，进行商业出售。据传，他在画作上署名“鲁赤水”，有两重含意：一是“赤水”表示红色的革命洪流;二是与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相对。在书画界，都知道康生自视甚高，对齐也不放在眼里，故起此名以对。

　　他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戏曲。京戏他不但懂，还会舞台实践。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许多老同志回忆，延安时期，庆祝建党17周年文艺晚会演《打渔杀家》，江青饰萧桂英，阿甲演萧恩，康生就打小鼓。平日他还经常向人们谈起，看一个演员的修养，演戏水平怎么样，仅看出台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说某人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他还经常校勘小说戏曲，并用硃笔批点，自称“今圣叹”。1958年夏，他曾就古典文学作品出版问题，专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指出从明代至今，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文人学士，研究《西厢记》只知道“王(实甫)西厢”，而不去研究“王西厢”的祖本“董(解元)西厢”，不知道“王西厢”的精华和糟粕，甚至看不出“王西厢”文字上存在的笑话。譬如说“草桥惊梦”一折，这是几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字，可是就在这一折“雁儿落”曲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他指出，在一种刮着“疏剌剌林梢落叶风”的“清秋夜”里，竟有“绿依依”的柳林半遮高墙，这不是大笑话吗?由此一斑，可见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实践证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人，一般人望与文声都比较好。而康生偏偏精神恶浊，人格低下，有才无行。他工于谋权，拙于修身。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鱼肉良善，迫害他人，祸国殃民。他对权力的欲望，使之背叛了培育他的传统文化。为文和为人的抵牾，康生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二十四史》中，如奸臣、佞幸、酷吏、乱贼等，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例如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严嵩和其子工部左侍郎严世蕃，说是个文人，或者加上“著名”，也不为过。严嵩所书“六必居”及严世蕃所书“鹤年堂”金字牌匾，至今在前门大栅栏酱菜店和菜市口中药铺门前仍巍然独存。而其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

　　中国历史中，旧时文人都崇尚“道德文章”，讲究“立德、立功、立言”。从理论上讲，文人的“道德”与“文章”，“人品”与“文品”，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几千年来，一些人在实践中做不到这一点。更有甚者，是文才甚好，而人品极差，文品为人品所累。

　　康生其人，就是一面镜子。足可为为官、为文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