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应有思想的高度

　　文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文艺作品的创作不仅要摆脱理论的影响，而且批评也要避免以理论作为根据，要完全超越理论的操控。他们认为文艺作品纯粹是心灵感性的展示，有时候也是超越理性或抵达理性之前神秘、浑沌的感觉，因而文艺批评也要与之相适应，也要从理性中超脱出来。这种说法对于套路式的简单庸俗的文艺批评有一种蔑视和批判，但也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引出两个问题，一个涉及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一个涉及对文艺评论的认识。前一个问题并不新鲜，在古典主义时代，恰恰强调文艺作品的理性本质，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就有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论，最严重的时候，还到了反理性的程度，再到后来又有回归古典、回归理性的趋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文艺作品究竟是以理性为本质还是以非理性为本质，这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辨的问题，需要放在整个文艺史来不观照，任何一种极端的判断都是片面的。而后一个问题，有关对文艺评论的认识，倒可以为此进行一些辨析。

　　不管文艺作品自身最终侧重非理性还是侧重理性，但是针对作品的批评在本质上必须是理性的形态。这也是由批评的特性所决定的。任何判断或评价首先要尊重逻辑规律，比如说与作品相辅相成的情感逻辑、生活逻辑、形象或想象逻辑，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离开了这些基本的理性因素，任何读者都无法领悟作品的意旨。逻辑前提或逻辑体系是所有言说体系的前提与基础，这些人类交流与思考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方法体系，在判断或批评的具体过程中，都是最为重要的基本理性体系，都无法或缺与忽视。

　　批评是与创作者、作品、读者的一种意向性交流，批评者为了取得交流的成功，没有自觉的理性储备，就不可能有效地把握作者与作品。

　　在文艺批评界高举反理论旗帜的一些评论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的熏染，他们所习惯使用的许多词语大都来自尚未成熟的汉语翻译文本，但是他们对于西方现当代文艺评论的真正现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了解?

　　在比较成熟的西方现当代文艺批评体系中，侧重于对创作者主体意识结构进行探索的现象学日内瓦学派，还有侧重于仅对具体作品文本进行考察的英美新批评派，他们都有着自己深厚的理论参照系。二战以后，聚集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的一批文艺批评家，他们把文学当作创作意识的表现，作家的创作意识成了他们的分析对象，只要是一个作家的作品文本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全部的或个别的作品文本都成为批评者考察、分析的依据，都被看作是作者主体性的许多各自不同的变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既有从主体性到具体作品分析的演绎方式，也有从具体作品分析指向主体性的归纳或实证方式。他们将文学看作是创作者主体性表达的一种意识结构，因而也将批评看作是同情的阅读。在同情的阅读中，体察作品中蕴含的作者意识结构，最后达到或实现阅读者主体性对于作品主体性经验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其过程中的本质特点就是理性的。因为对主体经验所进行的清晰的语言传递不仅仅是感知范围的事情，更鲜明的特征显示出它是理性范围的事情。日内瓦学派整体的理论依据就是来源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支重要流派——现象学。现象学的核心是拒绝以任何理想化作为出发点，只接受这样一种惟一的前提，按胡塞尔的意思即描述自身思想的意识生活，或按海德格尔的意思就是解释人存在的基本结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根植于意识本身和人的存在之中。不管作品所呈现出的人的意识生活或人存在的基本结构在现象学家的逼视中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状态，但对其所进行的批评层面的基本描述必须是理论化的，只有在理论化的解说中这种复杂的局面才能够得以被解释和被呈现。而20世纪中叶以后在英美影响颇大的新批评派，与现象学不同，他们强调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文本固有的结构上，而不是作品文本之外的作者及读者，以致到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将对作品文本的批评演化到研究个别的语言符号系统再到整体的人类语言符号系统，试图对人类怎样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系统进行揭示。不管他们怎样变化，他们都试图从某种理论体系出发，来建立自己批评中的合理秩序。正如法国新批评派批评家热奈特在其代表作《修辞格》一书中所说：“我必须承认，当我寻找特殊性时却找到了普遍性，当我想让理论为批评服务时却不由自主地让批评为理论服务了。”无论是哪一种方向或哪一种结果，理论都是批评的依据。到了20世纪后半叶，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中最有影响力的解构主义文艺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批评中理性或理论的依赖是无以复加的。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德里达认为，语言文字的意指不过是语言能指的差异而已，文本的写作与阅读永远处于一种自我解构和自我指涉的运动之中，因此文本之间形成一种互文性，即一种文本也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比如文学文本也是对哲学、历史等文本的参照或因袭，文学文本也变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文化文本，因而文学批评变成了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罗兰·巴特更为直接地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互文性成为解构主义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核心，他们对文学文本的批评基本上由此出发。另辟蹊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无疑又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或方法为基本理论框架，将文学的本质归属于上层建筑，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析与解读，其所显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芒，对西方社会的人文领域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批评必须体现理性的本质，必须从理论出发，但理论决不是批评的目的，批评也不是为理论而填空。因为理论可以附属于各种门派，或者呈现某种既定的形态，可以脱离具体的理论家，变成波普所说的“第三世界”式的客观知识而存在。如果说这样的存在有可能异化、奴役使用它的理论家，但是思想者也可以净化或驾驭理论，可以较为准确地解析与评价作品，当然最终使理论在对作品的把握中，具有深度与高度。文艺作品是对于生命与生活体验的表述，这种表述是真善美各种价值的集中体现，有理性的结构，也有感性的铺陈，对这样一种复杂体系的解析与评价需要优秀的理论，而不是低俗的、教条式的理论。优秀的理论具有思想的深度与高度，因为有深度与高度的思想才可以覆盖作品深远的意境，才可以触及作品中的灵魂。庸俗的教条式的理论却无法独立与自证，当然无法成为批评者批评的工具。优秀的理论不仅是优秀思想的沉淀，也是新思想产生的条件和准备。具有生命力的文艺批评虽然起点是理论，整个过程也是理论的展示，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对于现有理论体系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与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思想，思想是理论最为活跃的因素。而缺少思想的理论，最后只剩下一些僵化的概念与教条的框架，这样的理论或批评当然无法阐释与把握作品。

　　理论是已有思想成果的沉淀与汇集，所以也是新思想的参照系。新的思想、最有活力的思想是正在发生的也是即将发生的，是让理论这个肌体又一次复活的血液。正是因为有了充满生命力的思想，理论才避免了空洞与教条，从而就此展现思想者无穷的能力，人类心灵在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难测的深度及广度才可能被覆盖与阐释。所以批评的高度是理论的高度，而理论真正的高度又是思想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