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共话文化生态

　　11月5日至6日，京港两地文化管理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内地和香港的多位业界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生态的建构与解构”，展开了积极探讨和深入交流。

　　分享文化机构管理经验

　　作为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和重要金融中心，香港无疑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因此，不少与会者对香港文化艺术机构的运作和管理情况表示关注。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周蕙心向来宾介绍了香港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据她介绍，香港特区政府每年拨划28亿用于发展文化艺术，但这笔钱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分配，而是通过艺术发展局提供给300多个文艺团体，帮助他们日常运作和创作、发表作品。谈及香港的文化生态环境，周蕙心表示，香港的经验就是建构与解构同时进行。“每个地方的文化艺术发展其实跟那个地方的人，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她说，香港从渔村变成小城市，然后沦为殖民地，现在是特别行政区，这决定了其自由、多元、开放的艺术氛围。“当然，多元的环境中，就难免显得混杂，自由的前提下，有时甚至有点放任，但是这样反而形成了香港人比较活泼的性格。”

　　这种活泼性格和开放思维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硕士课程主任何庆基的发言中得到了体现。1988年至2001年，他担任香港艺术中心展览总监。在他看来，文化管理者不但是中介人，也是文化的把关人。“我曾经策划一个叫‘找寻艺术’的展览，要求人们把放在家里的已经没什么实际功能，但仍然留下来观赏的东西拿到艺术中心展出，结果很多不常看展览的人也来了。”可见，艺术作品的意义跟其背后的故事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公众不欣赏艺术，但是有没有想过，可能是艺术中介人出了问题？”

　　探讨多样艺术生态发展

　　优越生态系统的特征之一便是物种多样性，文化生态自然也离不开多元艺术协调发展。多位业内人士结合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对小剧场演出及本土音乐剧发展等发表了看法。

　　钟小梅曾任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城市剧场、艺术中心及澳门文化中心的节目经理，她在发言中介绍了小剧场及其表演者在香港的情况，现场播放了两段他们制作的短片。“香港有一些文艺团体，对自己的艺术方向很清楚，就是挑战渐渐单一化的商品文化，对人为制造的文化生态环境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提供了很多具有探索性、非主流的节目，作品的特色就是关心社会，很有思考性。因为有他们存在，香港的文化生态变得很有趣。”

　　北京东方松雷音乐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盾多年来从事舞台艺术编导、研究工作，由其创作的《爱上邓丽君》今年荣获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高奖。他表示，都市文化的建立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都市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现场娱乐、就是音乐剧，它在都市文化中是非常典型的。”不过，李盾对本土音乐剧的发展感到焦虑。在他看来，好的办法是请各国优秀艺术家为中国创作，而不是引进现成的外国音乐剧作品。结合多年来制作音乐剧的亲身经历，他感慨道：“世界上最艰难的职业就是制作人——既要把握艺术，又得兼顾市场，真的是太难了！”

　　关注文创产业热门议题

　　来自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热门议题，探讨了文化的管理模式和行业作为、文化中介者的职业道德以及反思文化现象的批判能力。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行政总监崔德炜从艺术团体管理者的角度，介绍了怎样去驾驭一个艺术团体、平衡各方的关系、进行财务运作等。“香港人有句俗话叫‘你做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这样做事就没有积极性。如果这样看的话，文化组织的管理者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效率和效能。”针对观众关于融资的提问，崔德炜认为，让企业回馈社会，可能是比较好的出路，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对此加以推动。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主要从文化产业管理的3个角度讲起，进而对比了儒家、法家的道德准则，并将其延伸至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他特别强调文化产业经营者的问题，“经营者主要涉及到管理，我们叫职业化，香港叫专业化。文化产业经营者需要接受职业化、规范化的训练。职业化有两个要素：首先要懂行，其次是职业道德，要懂得按标准、按原则管理——这两样我们目前都存在欠缺。”

　　关于文化产业金融化，如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等问题，目前各界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文创产业和金融业已经进入了“蜜月期”。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建议对热点话题进行冷思考，先考虑一下二者是否领过“结婚证”。“金融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过程，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化也成了文化艺术发展的主流话题。”他表示，金融是类似于血液的循环疏导体系，但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内容，只有内容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营养。“因此，我们要积极借助金融的作用，坚持一种基于文化立场的金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