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包括文化的物化形态，也包括文化的价值形态，二者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价值形态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标志着文化建设真正进入了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攻坚期，文化建设获得了空前的有利条件，展示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我们要按照全会精神，更加具体细致、有针对性地设计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策略、方式和途径。
一、中国文化建设的机遇期和攻坚期
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包含丰富的内涵。从全球范围看，国际金融危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机遇，现代科技特别是传媒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从国内看，人民群众对丰富的文化生活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文化自身看，我们对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充分估计中国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建设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具体化，随着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提到紧迫的议事日程上，中国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攻坚期的严峻考验。文化不同于经济和政治，它作为价值的体现和精神的凝聚，具有内在性和深层性的特点，其发展与建设有其特殊的规律，文化价值的内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往往是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陶冶养成、久久为功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文化价值的内化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方面，突破“瓶颈”，迈过“门槛”，才能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转化成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文化建设的内涵、目的和目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第一个层面：以丰富的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一层面的文化建设突出强调文化的公益性质，而且往往是有形的和直接的，发展速度最快，效果最直接明显。
第二个层面：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个层面的文化建设同样是外在的和有形的，而且发展速度明显。
第三个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和养成功能，推动全民族的道德、理想、信念的培育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这一层面的文化建设就明显变得比较困难，效果也往往不能立竿见影。这是因为，虽然第一、二个层面具体的、外在的、物化形态的文化建设为全民族价值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它们之间并不等同。从第一、二个层面向第三个层面跃升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不能遵循文化自身的规律，不能采取有效的途径，很难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第四个层面：把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力量和创造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而易见，这一层面的文化建设是更艰巨、更长久的任务。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化，而主要由国家制度的吸引力、价值的感召力、社会的创造力、国民形象的亲和力构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显然不是狭义的文化战线所能独自承担的。
依据文化建设的四个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实践，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建设虽然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们必须用好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寻求突破。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三个维度
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首先要做时代的定位和分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我们也曾经辉煌过，但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格局却是“西强我弱”。面对这样一个格局，推进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就必须把握三个维度：明确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定位，凸显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领域，开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明确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定位，就是要以丰富文化资源为依托推进文化整合，凸显现代中国文化要素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所培育的时代精神，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理性文化精神。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既是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和优势，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各种文化资源只有通过文化整合才能成为现实的文化软实力，而有机的文化整合并不是现有文化资源的简单叠加，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要求去取舍、整合，并通过整合推动文化创新。
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必须特别考虑两个因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前一个过程中，既要最大限度地激励和保护市场机制运行所要求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又要对资本和市场的逐利本性和价值冷漠加以有效的道德和价值约束。而在后一个过程中，既要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提供文化支撑力，又要为保证中国免受经济全球化风险和灾难形成有效的价值引领。
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既要反对简单搬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现代文化软实力的作法，又要防止简单搬用西方理性文化来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倾向。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和西方理性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制度优势来有效约束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形成健康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引领;同时着力突出现代中国要素的地位，深刻揭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力，特别是中国在推动科技进步、化解人类发展困境方面的智慧和文化创新。
凸显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领域，就是要以普遍推进为氛围、以核心领域为重点，实行点面结合，构筑现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架构。一般说来，文化软实力建设不单纯是文化领域本身的事情，它更多地要通过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安排、公共交往、国际交往等众多层面展现出来，而且各个领域的文化建设内涵和建设方式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因此，在普遍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前提下，应突出一些重点领域。
体制机制文化。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软实力竞争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而且越来越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的体制和机制上。现代体制机制文化的核心要素有两个方面：以民主和法治为集中表现的理性文化;以超越和开放为特征的创新文化。从建构方式上看，体制机制文化建设虽然也需要社会主体的文化素质的培育，但更多地体现为以制度设计、安排为特征的自觉建构。尽管一些人不愿意承认中国体制机制的优势，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证明和展示了我们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完善体制机制，展示其文化内涵和价值内涵。
现代企业文化。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点领域就是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并不是一般性的企业宣传包装，其核心是商业伦理。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诚信。企业和商家可以逐利，但决不允许损人害人，必须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二是生态责任。允许可持续地、科学地运用资源盈利，但必须坚决杜绝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与主要依赖于自律而建构的社会公共道德不同，商业伦理的培育不能寄希望于一般的道德呼吁或道德谴责，必须通过他律来实现自律。具体说来，培育商业伦理的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政府必须破除任何部门利益和地区本位利益，运用法律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通过对严重不诚信企业强制破产、注销或重组的“零容忍”态度，强有力地遏制和消除各种损人利己、坑害百姓、掠夺资源的不诚信行为，从而建立起自律的商业伦理。
社会公共文化。社会公共文化主要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公众的普遍伦理道德，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道德应该既包含着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又包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关爱和包容，强调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公共道德的培养无法像商业伦理那样借助于行政、法律等手段，而是主要靠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的文化教化和陶冶养成，通过道德示范、舆论引领、艺术彰显、教育倡导等方式，逐步加以培育。
国际交往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体制机制文化、企业伦理，还是公共道德建设，都要自觉地突出国际视野，同时要特别强调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建设。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影响力更多地来自于国家和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和价值引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涉及中国和世界发展、人类生存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响亮的声音和责任担当，敢于批判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现象。这种责任担当和价值引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要以宏观倡导为引领，以文化建设的微观践行为途径，生动演绎和展现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形象。在确定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定位和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根据文化发展规律，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更多地强调各个领域和所有公民的自觉文化践行。应当说，我们依托思想教育、学校教育、宣传教育、理论教育和学习活动等优势，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在全社会广泛传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13亿多中国人自觉的文化践行，使文化软实力具体展示出来。这就不仅需要理论宣传，更需要生动、鲜活、具体的故事和展示。比如，多讲述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创新;多讲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等基层民主生活的各种具体实践操作;有意识地展示政府有关部门及各级政府官员在应对和处理纷繁的国际事务中化解矛盾的智慧、创造性解决难题的能力、掌控局面的艺术和承担责任的魄力;展示企业和企业家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把握机遇的能力和诚信的形象，等等。进言之，我们的文艺创作、影视制作、媒体宣传、理论宣传等，必须学会运用各种贴近生活的形式、手段和载体，行之有效地传播先进文化价值。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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