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由中国本土唱片公司联合国际创作发行团队打造的世界音乐专辑《Time to grow》(中文为 《大地之音·成长》)的巨幅广告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
数字时代，音乐依然无处不在。但是满大街头戴耳机、沉浸在乐曲世界的听众并未给唱片业带来多少实际收益，这项传统产业在数字音乐的冲击下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何去何从，唱片业者正在探索。他们说 “唱片也许会消亡，但音乐永存。”
数字音乐收益不足以弥补CD销量萎缩
“双重夹击”
令唱片业处境尴尬
传统唱片业的衰落早已不是新闻，但在2011年底，当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柯喊出“唱片已死”，并宣布公司不再签约歌手时，依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毕竟，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公司是内地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中国最具市场号召力的歌手如李宇春、朴树、刀郎、高晓松、老狼、叶蓓等都曾是它旗下艺人。
“唱片业真的死了吗?”12月6日，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宋柯说：“‘唱片已死’和‘音乐已死’，这中间的差别可大了。许多媒体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放弃了音乐产业，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悲情人物，其实我从未失去对音乐产业的信心。太合麦田不再签约歌手，一是凑巧这些艺人的合约都在今年到期，二是公司要转型，未来太合麦田要集中精力做版权管理和产品创新。放弃艺人的经纪业务是公司战略转型的一部分。”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唱片已死”的说法不算危言耸听，因为许多事实似乎正在印证宋柯的观点——运营仅5年的爱克贝斯(中国)唱片公司解散；北京知名音像店FAB因交不起租金悄然搬离王府井；歌手王啸坤通过互联网发行新专辑，供歌迷免费下载；歌手汪峰的最新大碟通过微博首发。
“唱片业最红火的时候，一张专辑的发行量只有超过100万张才能算是金唱片，200万张才是白金唱片，发行量超千万的也不罕见。但今天，能有个几万的销售量，歌手和唱片公司就要开庆功宴了。即便像周杰伦这样的巨星的最新专辑也不过15万张。”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说，数字音乐的崛起使传统唱片的衰落不可避免。
但是，音乐传播介质的转换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从黑胶唱片、密文唱片到磁带、CD，介质的转换并未使唱片业伤筋动骨，反而促进了其更大发展。为什么转换成数字音乐却没有延续以往的良性循环?
宋柯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数字音乐改变了唱片业从生产到消费的商业模式，二是唱片业应对不力。
传统唱片业建立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商业模式——唱片公司包装歌手、推出作品，发行磁带、CD等产品，通过实体音像店零售，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而数字音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条商业链条，人们不再通过购买CD等载体来欣赏和消费音乐，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盗版音乐使CD销量一落千丈，我国传统唱片产值由2003年的12.2亿元下滑至2009年的1.3亿元，萎缩近90%。
而中国数字音乐2009年总产值近260亿元，是2003年的64倍。但问题在于，蓬勃发展的数字音乐并未给唱片业带来多少实际收益。据估算，包括唱片公司在内的版权方从数字音乐所取得的收益不超过总额的5%。中国移动2010年无线音乐业务约210亿元人民币，分到唱片公司手里的钱还不到5亿元。
王炬说，如今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作为数字音乐的主发行渠道占据了极大优势，唱片公司基本丧失了定价权。处于强势的电信运营商不愿与唱片公司分享发布音乐所带来的收入，由于分配比例不合理，运营商也不公开后台数据，唱片公司既无法了解自己提供的音乐的销售情况，又没有话语权，许多公司只有退出这个行业。
宋柯说：“抱怨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没什么用，传统唱片业看似强大，有很多版权，但这些版权非常分散，唱片公司很难拧成一股绳去和电信企业平等谈判。”他希望通过唱片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把国内唱片公司的版权资源整合起来，增强唱片公司作为内容提供商的谈判筹码。
单靠现场演出救不了音乐产业
“我们不能重回卖艺时代”
实体唱片销量的锐减使现场演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唱片公司和歌手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到现场演出和商业代言上。据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2009年英国现场音乐表演的收入已经超过了CD的销量。中国也同样如此，年终岁末，北京等大城市的演唱会扎堆，几乎每天都有。虽然目前缺乏具体统计数字，但根据文化部批准的境外艺人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批文数量统计，仅2011年就有800多个境外艺人或团体举办了2000多场演出，其总收入远远超过CD销量是没有疑问的。
但宋柯认为，单靠现场演出救不了音乐产业。他说：“在录音技术诞生以前，人们只能在现场听演唱，是录音技术使唱片工业得以诞生，是录音技术使版权具有了价值，音乐从这时起才真正走向大众。现在如果我们过度依赖现场演出，那无异于重返卖艺时代。”
宋柯说：“当然，靠现场演出能挣钱，许多公司靠这个活得也很好，但我觉得要打造一家伟大的唱片公司，单靠现场演出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未来一定要在版权管理上下功夫。
就在宣布不再签约歌手后不久，太合麦田签下了以《忐忑》而走红的女歌手龚琳娜的作品版权。“不管是录音版权，还是词曲版权，是独家永久版权，还是有期限的代理版权，我们要以版权为核心和各方合作。”宋柯说，太合麦田目前积累了1000多首歌曲版权，每年版权业务带来的收入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
摩登天空唱片公司老板沈黎晖也持相同观点。他说：“数字时代，音乐版权依然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值得长期拥有。”
创新服务，为用户创造价值
音乐版权价值有待深挖
实际上，围绕音乐版权的创新服务正在为传统唱片业带来实际收益。
现在，在上海的某些知名连锁商场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是由一家成立不久的公司提供的正版作品。“只要安装我们的一个机顶盒，剩下的事不需要你管了，我们会定期给你传送、更新符合你要求的个性化音乐，而且所有音乐全是有授权的正版。”缪尚网络信息公司的创始人兼CEO戚渊说，缪尚从权利人那里买下作品的版权，目前公司曲库已有10万首正版歌曲。
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副总裁臧彦彬说：“缪尚每季度和我们结算一次，账目清晰透明，讲诚信。现在我们拿到了第一笔版权费。”
这个创意诞生于一家餐厅。2007年前后，在北京某电台工作的戚渊常和朋友去一家台湾餐厅，菜很好，也不贵，就是背景音乐太没品位。戚渊于是把自己刻的一张精选集交给老板，“放我这张，别放你的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接到餐厅老板的电话，“能不能再给我刻张盘?”老板告诉戚渊，他选择的背景音乐给餐厅带来了回头客。“我当时心里一动，‘回头客’三个字打动了我，我决定自己创业，专门做背景音乐的付费使用。”现在公司业务已全面铺开，戚渊说自己对未来很有信心。
实体唱片仍有人在坚守
创作力量亟待加强
今年11月21日，许多走过纽约时代广场的游客惊讶地发现，那块闻名全球的巨型广告幕墙上赫然出现一张中国音乐专辑的滚动广告。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不但能购买到这张名为《大地之音·成长》的实体CD，还能在苹果公司itunes音乐商店里付费下载。
这张专辑整体由上海新汇策划，词曲创作由瑞典和美国音乐人完成，其中包括刚刚和中国歌手谭晶合作在伦敦举办演唱会的钢琴家罗伯特·威尔斯，以及前国际知名乐队“野人花园”的制作人海登·贝尔，海外发行则交给了一家英国公司。专辑主唱是青年女高音歌唱家贾茹涵，她曾在荣获两项格莱美大奖的专辑《呼唤黎明》中担任主唱。
“说实话，在唱片业不景气的今天，拿出这么大资源创作专辑，确实需要勇气。但不去做，中国唱片业就更不可能有前途。”臧彦彬说：“就算中国一个市场很小，但加上英美、澳洲、日本等海外市场，总销量就很可观了。这张专辑是我们在国际上打造中国音乐品牌的一次最新尝试。现在是第一辑，以后还会持续推出。唱片市场我们是不会放弃的，不但要在国内出，还要在海外出。”
像《大地之音》这样通过国际合作来共同开拓市场在亚洲已渐成风潮。海登·贝尔对记者说，迄今为止有26首他参与制作的歌曲打进了日本和韩国排名前10位，像安室奈美惠、宝儿、蔡依林等许多亚洲歌手演唱的歌曲，其作曲都由瑞典等北欧音乐人操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唱片业创作力量的弱化和流失。宋柯说：“大家都说好歌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企划、营销人才转行去做广告和影视歌曲了，没人搞创作，能不少吗?”
臧彦彬说：“创作者没有激励，失去了积极性，总有一天，老本会吃光的，音乐会枯萎的。”
王炬也认为，创作是目前中国唱片业亟待加强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举办的几次大型国际盛会，不仅没能产生一首像样的歌曲流传世界，甚至还闹出盗用别人旋律的笑话，这与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亚洲雄风》唱遍全中国的盛况都无法相比。”他认为，忽视音乐专业人员的培养，忽视音乐市场(音乐爱好者)的培育，凭借自发的热情和群众运动式的海选，是不会有好作品出现的，更不要说永世流传的精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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