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进行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在文化学的视野中，“文明”是与“自然”相应的一个概念，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理愈辩愈明”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与其特殊的环境相匹配的，不同种类的文明形态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多元的、相对的。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深刻把握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论述，需要厘清文明、文化、历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意义上，文明与文化是同义语，但在严格意义上，文明更多地指称外在的、有形的、可感的成果，而文化指称深层的、无形的、机理性的东西。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所以，历史负载着文化，人只有在文化中才有自己的历史，否则历史将没有任何意义。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即所谓“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故文明交流要做到三点：一是要达成敬意。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一个民族关于自己梦想的现实选择。例如，欧洲梦是在对二战的深刻反思中，转向融入各种彼此依赖关系的一体化进程中来的，它以康德的人权思想和永久和平理论为精神源头。美国梦当初是欧洲人远赴新大陆追求独立、自由的一种信念，它以洛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才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第一基础为思想源头。而中国梦则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回应，它有着沉淀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心理基础。所以，要包容梦想的差异性，憧憬“和而不同”的世界图景;拒斥梦想的同一性，反对“同而不和”的世界噩梦。二是要传递善意。每个民族的梦想都是现实的，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来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向世界传达和平发展的理念?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宣扬的政治主张上。古人云“听其言而观其行”，历史是一个民族过往行为的“记录”，文化是一个民族过往行为的“反思”，它具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因而更有说服人心的力量。三是要带着诚意。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文化精神，这被德国思想家韦伯称为“社会精神气质”。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作为欧洲文明内部交流的产儿，转化出了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它们神秘主义的文化气质与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气质是相悖的。如果沿着韦伯的思路，那么社会主义精神作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思和超越，它本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却在中国获得了丰富、生动的实践，这又是文明交流的活生生的结果!它显示了中国文化中追求“和合”“大同”的精神气质。所以，文明交流的最大诚意体现为一种求同存异的胸怀。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生物技术的风险问题、数据时代的伦理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因为任何全球性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文明的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诉诸文明的突破。如西方学者对生态问题的求解，就上升到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特别是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反思。然而，“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访欧演讲中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遥望人类文明的星空，有多少文明曾经绚烂无比，但最终却黯然陨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各种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机制。他认为文明的起源在于“挑战与应战”;文明的生长在于“精神的自觉与自决”;文明的衰落在于“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的分裂与灵魂的分裂”。历史上没有哪个文明在应对外部挑战中是常胜的，未来也不会有哪个文明敢断言自己能引领世界，成为最后的终结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作者单位：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