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他们与非遗一同走过

乌丙安(右)在云南石屏考察彝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海菜腔》。(资料图)

　　编者按：

　　仅仅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拗口名词，就完成了从厘清概念到深入人心、为全社会所关注的“成长”历程，成为文化领域内“中国速度”的代表。非遗保护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机构的重视、支持和着力推动，更与那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倾尽一生心力的传承者和文化人息息相关。

　　我们邀请到4位老者，听他们讲述自己和非遗一同走过的日子。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工作领域不同、身份各异，却都一生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他们是亲历者，更是见证人，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折射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行者”的艰辛与收获……

　　一辈子的民俗 一辈子的牵挂

　　乌丙安，83岁，辽宁，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1年2月25日，人民大会堂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获得通过。此时，82岁的乌丙安正守在电脑前，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滚动消息。法律通过的第一时间，他便激动地在QQ发出讯息告知所有好友。“依我这个年龄，我担心自己赶不上了，那将是终生遗憾。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很少有人能体会这一段话的分量，从保护民族文化意识萌生之初到如今非遗掀起全民关注热潮，每个阶段都有他努力的身影。几十年来，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也恰与我国民族民间文化和非遗保护工作的艰难曲折之路相合。

　　1953年，24岁的乌丙安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口头文学专业，师从钟敬文先生研究民俗学。“那时已经树立起民俗文化遗产这个观念，国民党统治时期破坏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下决心要好好搞。”乌丙安回忆说。

　　两年后他学成毕业，被分配到辽宁大学教民间文学，正当他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一系列运动开始了，民间文学课遭到批判，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科”，他自己也被打入劳改队。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9年。“这9年其实成了最好的积累时期，到农村后我发现那里的农耕文化真是丰富极了，没有一件事不与民俗文化密切结合。”

　　1978年，经历了重重曲折之后的乌丙安，带着300多万字的第一手民俗调查资料和妻子回到沈阳。当年10月，两封邀请函让他看到了曙光——它们分别由国家教委和中国文联发来，前者是调乌丙安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后者是请他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随后，乌丙安又被辽宁省选为筹建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1979年，辽宁大学迎接乌丙安回校，并首开先河，于次年开设民俗学课程;为更好地进行调查保护，他们组建了采风队，开始在全东北进行民俗文化的抢救性保护。

　　年过半百的乌丙安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并参与国际间的学术讨论。1985年6月，他接受日本邀请去讲学，踌躇满志的他发现，相比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国落后得太远了。日本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无形文化和有形文化实施了保护，35年之后，他们早已有了成熟的保护体系。在具体的保护技术方面，国内更是与之相差甚远。

　　“2002年的12月，眼瞅就要过新年了，我收到一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请柬，请我去保利大厦参加一个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刚刚过完73岁生日的乌丙安，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北京。会上有很多联合国组织官员和专家，受邀指导中国的民间文化保护，在那里乌丙安听到很多新颖的观点，感到十分“过瘾”。事实上，这次国际会议正是我国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预备会。

　　紧接着，文化部在2003年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以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政策。乌丙安当时就决心，从此誓为中国的民俗文化保护发展倾尽全力。令他无比振奋的事很快就发生了，2004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此中国非遗保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实际上，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正反映了咱们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盛衰。在我遭难的时候，国家也在遭难;在我的教学研究取得一些成果的时候，也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助推和人心所向之时。”乌丙安说，在遇到坎坷的时候，也有人劝他放弃，但他却觉得越干越来劲，50岁之后，反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不过，即使是从未被命运击倒的乌丙安，也有忧心的时候，尤其是当看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性的商业开发，最终搞得不伦不类时。“最近有人找到我，说有家酒企老总想出高价聘请我当指导，把中国名酒包装成世界洋酒。我已经83岁了，不想晚节不保。可能某一个时期这些人赢了，但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后悔的。”

　　对非遗的未来，乌丙安仍然满怀信心，因为他所预见的事情在慢慢地实现。“如果一件事经过了科学认定，而且自己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认为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符合人类发展的方向，那这个事业就应该坚持，无论谁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乌丙安坚定地说。(本报记者 屈菡)

　　欣见传统手工艺终获艺术认同

　　杨坚平，80岁，广东，著名工艺美术理论家、实践者，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012年6月8日早5点，深圳飞无锡并转苏州，考察镇湖刺绣传承情况;6月9日早7点，乘车前往杭州，了解萧山花边发展概况;6月10日早7点，前往浙江桐庐考察首届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考场的备选地，下午1点，乘车赴温州与瓯绣、瓯塑传承人交流……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0岁老者的工作时间表，在跟随杨坚平采访的几天里，平均作息时间为早6点晚11点，日日早中晚排满的高强度工作，令陪同的年轻人们都暗自叫苦、疲惫不堪，然而饭席间、行车中杨老却依然精神抖擞地思考、交谈，若非前往温州的动车延误，当晚他还要返回住地深圳，安排一系列潮州木雕的相关事宜。

　　很难描述杨坚平的具体身份：他一生浸淫于工艺美术行业，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身为评委却并无炙手可热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头衔;他一生致力于推动刺绣、木雕、陶塑、玉雕等等多个领域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却并非官方认定的非遗“传承人”。

　　在大部分时候，杨坚平以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领域的学者、专家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从事中国木雕艺术、刺绣艺术创作设计与理论研究60余年，出版相关著作24部，共计100余万字，其中仅去年付梓的便有3部。此外，对剪纸、陶瓷、皮影等其他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他也多有收藏和研究。

　　然而，说杨坚平是学人，他却在工美企业改制时期自办抽纱研究所，设计的产品在欧美时尚圈风靡一时;说他是企业家，他又在金融危机工艺美术出口不景气时，赴泰国营造过飞檐重叠的中国式佛寺，广受当地僧俗界的认可;说他是建筑师，他却曾在粤绣几近失传时，自费组建粤绣研究所，为粤绣培养人才、创新题材、研发新材料以及技艺的整理恢复做出巨大贡献;说他是工艺大师，他又在四大名绣独秀、全国24个绣种日渐雷同之时，一肩挑起中国刺绣艺术专业委员会的重担，为地方绣种的保护和推广振臂高呼。

　　由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待人宽厚，又多愿提携无名气的实力派新人，杨坚平在传统工艺美术界的声望极高，而在技艺整理和传授上的毫无保留，也使他在全国各地有着大批的学生和“拥趸”者，以致2011年到温州讲授瓯绣时，林媞、李小红等当地8位工艺美术大师不约而同地跪地拜师，一时间在业内传为佳话。

　　杨坚平目前从事的许多事务，都是义务甚至是自掏腰包的。他发起和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艺术刺绣专业委员会不但不收会费，还免费赠阅刊物《中国刺绣》，由委员会组织的评奖也不收取任何费用。2011年11月，杨坚平受中国艺术研究院委托策划全国刺绣展，举家放弃休息时间，仅用38天时间，即完成了“群芳争妍·演绎华彩——中国当代刺绣艺术精品展”的策划布展，还同时编辑、出版大8开高水平画册一本。此次前往苏州、杭州及温州调研的路费等，也同往常的调研一样，大部分由杨坚平自付。

　　“姑且当我是不是传承人的传承人吧。”当问及为何并非传承人却甘愿义务承担许多传承责任时，杨坚平笑言，其实中国有许多像他这样默默无闻、不求名利，只是为传承民族文化、保护文化遗产而倾尽全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传承不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切实的行动：“中华民族有这么多优秀伟大的文化遗留，现在不整理、不继承，难道以后要到博物馆里去望洋兴叹?”一直极其重视技艺传习的杨坚平说。

　　谈及近年来非遗发展方面的变化，杨坚平表示，文化部门成立各种专业保护机构，使得非遗保护任务有较为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承担，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各级部门的大力宣传，也使人们从最初的实物保护提升到现在对技艺保护的正确认知，据他了解，目前全国90%以上的工艺美术类非遗项目都得到了传承和提高。此外，国家连续开展的各类非遗大展以及学术活动，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业界内外打造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最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建立各级传承人的名录，解决了“人”的问题，政府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扶持资金，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更让许多面临失传的技艺得到了恢复。

　　杨坚平说，作为一个工艺美术界人士，最令他欣慰的是，绝大部分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都成为了非遗项目，从而在地位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手工艺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工艺美术业隶属于轻工业部，换取外汇的经济价值远大于手工技艺传承的文化艺术价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制后，工艺美术企业大多被兼并或倒闭，手艺人艰难度日，许多人也一度选择改行。

　　“如今，中国传统工艺再度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中国艺术研究院还专门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这对我们的鼓舞很大，工艺美术终于与人们通常认同的艺术门类如戏剧、美术、文学等平起平坐了。”杨坚平欣慰地表示，尽管在制度的完善、监督机制的建立上，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仍有一段路要走，但他相信，前景一定是光辉而灿烂的。(本报记者 焦雯 文/摄)

　　喜看古老昆曲重焕新生

　　蔡正仁，71岁，上海，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原上海昆剧团团长，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委员，有“小俞振飞”之美誉。

　　“现在我们的观众是黑头发的多过白头发的!”当被问及近几年昆曲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时，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笑言。2007年全本《长生殿》在上海演出时的调查可以印证他的这一说法，当时，蔡老所在的上海昆剧团向观众发放了1600份问卷，综合分析后得知：看《长生殿》的观众中，19岁到30岁的占66.7%;大专学历以上的占91%。

　　在蔡正仁看来，观众的年龄构成是一个剧种是否有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过去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昆曲衰弱了200多年，就是因为失去了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今年5月18日，是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1周年纪念日。10多年前，在人数本就不多的观众席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而这10年间，昆曲不仅多了不少年轻观众，也多了不少高水平、高学历、高素质的观众。“这对昆曲剧团的发展是莫大的鼓励，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就拿我们上海昆剧团来说，这几年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折子戏《扈家庄》、《花判》，还出品了新编剧目《伤逝》、《一片桃花红》等剧。”蔡正仁说，“昆曲本身也是有很多面的，是百花齐放的，不是只有一种风格。我们根据鲁迅先生的著作推出新创剧目，是让观众看看创新的昆曲、现代的昆曲，让观众了解当代昆曲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培养观众，上海昆剧团还走进高校演出新编剧目。而已是古稀之年的蔡正仁，也常常受邀去高校为爱好昆曲的学生做讲座，讲述昆曲的相关历史和知识，并现场进行精彩演示。“高校里不乏资深戏迷，我很乐意听听他们的想法。听说有的学生不仅自己痴迷于昆曲，还特别热衷于培养同学、朋友成为新的戏迷。”蔡正仁欣慰地告诉记者，包括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在内的知名高校都有自己的昆曲社团，这在从前是不大可能的。

　　“昆曲成为非遗的这些年，引起了各方的重视。这几年的演出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出好戏，观众就喜欢看，尤其受年轻人的青睐。当然，同时也要培养出好的中青年演员。”蔡正仁说，现在昆曲剧团的骨干演员大多是三四十岁甚至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幸运，有很多的演出机会去实践。”

　　蔡正仁认为，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昆剧艺术节”以及去年举办的“全国昆曲优秀中青年演员展演周”等活动，不仅为中青年演员提供了展示舞台，也为昆曲界的人士搭建起了交流、学习的桥梁。“以前没这样的好机会，我们那一届昆曲班，学戏7年，有一半多的人没上过舞台。”

　　尽管昆曲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但在传承方面，蔡正仁认为仍存隐忧：“我们常常说‘抢救、保护、继承和发展’，其中放在首位的是‘抢救’二字，这也反映出老一辈传人的重要性。有优秀的学生来继承固然重要，但从现有的老艺人手里赶紧‘抢’些戏出来，也决不可轻视。”

　　“我已是年届古稀，哪怕为昆曲传承做到80岁，也不过10年的时间，我会分秒必争地把我所学毫无保留传给昆曲界的青年，但昆曲的振兴，更需要戏曲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助推与关注。”在采访的最后，蔡正仁如是说。(本报实习记者 李颖)

　　光大唐卡艺术的心愿逐步实现

　　西合道，66岁，青海，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著名唐卡画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多年来为弘扬、保护和宣传热贡艺术做出突出贡献。

　　起源于7世纪的唐卡，作为藏民族传统艺术的代表闻名遐迩，又因作为热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备受关注。今年69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西合道从小便与唐卡结缘，见证了60多年来映射于唐卡间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历程。

　　在青海同仁县的隆务河畔，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从事热贡艺术品制作的传统。在西合道居住的隆务镇下吾屯村，绘制唐卡是一门祖传的手艺。

　　自7岁起师从舅舅尕臧学画唐卡，西合道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学艺，有时四五年也回不了一次家。那个时候的他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自己手中的唐卡竟能走出这个中国西部高原的小村落，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文革”时西合道没有中断画唐卡。“一瞅准机会，就在背地里画。如果被发现了，会被抓进去的，所以每次我画的时候就把门关着，只留一条缝的光线。”西合道说。

　　即使是在“缺钱缺得要命”的时期，西合道画唐卡也从不马虎，他只是觉得应该听舅舅的话：“要细致，不管画什么都要遵照相应的比例，五官要画活，这样才能够得到佛祖的保佑。”

　　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包畜到户的实行，先前对画唐卡这种“不务正业”行为的禁锢也逐渐放松。西合道成为当地首批职业唐卡画师，并开始带领80多个画师到全国各地的寺庙画壁画。“一干就是七八年，每年能挣4万块钱。”

　　按祖上的规矩，唐卡绘制技艺是传内不传外的。上世纪80年代末，西合道首先打破了这一传统，但在把技术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他总是提醒徒弟要遵守“神佛造像法”中的种种规定。

　　2000年以来，唐卡日益走俏收藏品市场，价格涨了近10倍。西合道的作品也远销至印度、日本、美国等地，全家年收入已达数十万元，但对于西合道来说，赚钱并非最重要的，他更关心唐卡艺术的保护、发扬和传承。

　　2005年，西合道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开始逐步实现他光大唐卡艺术的心愿。在文化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他多次到法、德等国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宣传、介绍热贡唐卡艺术。每年，他还要花费3个多月的时间，到中央美术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给学生讲课，传授唐卡绘制技法。

　　2008年，继闽南、徽州之后，西合道的家乡，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热贡，成为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9年，唐卡与堆绣、泥塑等以“热贡艺术”的名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令年事已高的西合道兴奋不已，尽管如今他已很少亲自完成一整幅唐卡，但他在家中建起的传习所和博物馆，每天都在向往来的旅人们传扬，什么才是真正的唐卡艺术。

　　最令西合道高兴的是，由于唐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热潮，全国各地来找西合道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周围的年轻人也都在从事唐卡制作行业。西合道的30多个徒弟中不乏优秀人才，他的儿子普化便是唐卡的高级画师。西合道欣慰地告诉记者，儿子的技艺已经超过了自己，这些，都让他对唐卡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信心十足。

　　与此同时，唐卡艺术的再度兴盛，也为他一直着力传承的唐卡艺术以及家乡未来勾勒出一幅美妙的图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唐卡艺术在走向衰落，身边也有一些同行选择放弃，但我觉得，祖上传下来的艺术，决不能随意放弃。现在唐卡艺术不仅世界闻名，国家还鼓励我们把以唐卡艺术为主的热贡文化打造成主导产业，发展以文化为内涵的旅游，我相信，乡亲们很快都能过上比现在还要富裕美好的生活。”(本报记者 王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