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

　　《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两年来，发表了针对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著名作家的批评文章，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有微博罢看文学报，作家也反应不一：有的会做出强烈的情绪反弹，揣摩批评者的动机;有的漠然以对，没有任何的交流。《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还记得多年前《光明日报》刊登茅盾和姚雪垠二人的文章，他们之间有批评、有呼应。然而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今天的批评走向了何种境地?到底是批评的问题还是作家的问题?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能否平等对话，开启文学批评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批评堕落了吗?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批评与读者之间一直有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发生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向，一些卓有成就的批评家从此离开了文学批评的领域，而青年批评家又没有及时补充进来，批评力量因此趋于薄弱。在文学生态和批评生态的这样一种变化中，创作、批评和读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陈保平指出，在此背景下，作家与评论家很有必要坐在一起，探讨如何实行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的话题。当下中国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面对世界范围内文学话语的竞争，都面临原创力匮乏的问题。文学创作如何面对丰富而驳杂的生活和经验，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发现，文学批评如何有力地介入现实和文化生活，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这些都是作家和批评家共同面对的考验。

　　文学批评何以名声不好，作家叶辛也有一些思考。“过去的文学批评，经常和政治挂钩。记得我们青年时代，所有的人拿起报纸来，一看到批评文章，想到的不是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批评文章，而是想到这个作家要出事情了。所以批评到了新时期以后，批评的名声就逐渐‘臭’了。”在叶辛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坛就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多栽花，少摘刺”，你好我好大家好，逐渐发展到目前的批评格调。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分析当下批评一团和气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变成了商业化生产。如果是对作品挑刺，便是“砸人家的饭碗”。不仅是作家本人难以接受这种犀利的批评，其背后的体制、机制，乃至财团都要站出来维护作家的声誉，出现“我的作品你不能谈，我捧的角你不能踩”的现象。

　　从文学批评可见出国民性，也可见出一个人的胸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表示，评论家是否应该和作家靠在一起，关键要看作家和批评家双方的素养如何。中国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从业人员，整体修养不是完全靠读书成就，更需要不断地碰撞。过去之所以有过良好的批评氛围，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学追求和理想。

　　好作家愿意听到真知灼见的批评声音

　　一个好的作家实际上愿意听到对自己作品比较真挚的评鉴。31年前，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刚刚在《收获》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的《往事》。贵州省的作家协会就给当时刚刚调入贵州省作协的叶辛召开了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给叶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大多数与会的同志肯定小说的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的不足，对他后来继续写作提供了帮助。“虽然事情过去31年了，我从贵州调回上海工作多年，书报、杂志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是当年刊载这一次讨论会的发言纪要，我至今还保存着。”因此，叶辛觉得，对作家来说，还是需要真挚的批评。

　　作家赵丽宏对评论家首先表示了敬意，因为批评需要大量的阅读，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提到，自己写了几十年，有很多人写过评论文章，其中很多评论家至今未曾谋面。这种纯粹的、善意的批评令他感动。赵丽宏曾经出版5卷本文集，评论家刘绪源读后写了2000字的评论。“他的文章中有对我的肯定，但是隐含着批评，我能感觉出来。这是评论家的智慧。”

　　很多作家无法接受批评的意见，是因为有些观点过于极端。吴俊认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不排斥甚至说欢迎极端性的表述，如果说既说一又说二，搞到最后对立统一，批评就毫无意义。同时，作家对批评家的态度也不要太看重。“批评就是要把某种观点推向极端的，这是批评的本性。否则批评就没有太大的存在价值。”作为曾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的学者，吴俊说，多年来要找出上海批评家在本地媒体上批评上海作家的文章，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也许一方面上海的作家很强大，别人找不出缺点;另一方面是上海的批评家很尊重上海作家。但是现在，《文学报·新批评》发出了批评上海作家的声音，他对此表示敬意。

　　评论家发表文章，同时也面临“被批评”。赵丽宏就很注意评论家的文章，他说，自己曾非常留意评论家王彬彬。“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论家。有一次他写《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读了以后不太以为然，我想我们不会是失踪者，不管我们这代人走了多少弯路，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我们不会在这个思想史上失踪。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王彬彬就是一个能够在思想史上留下作品的评论家。”因为看了王彬彬所写批评蔡翔作品的文章，他甚至按文索骥，找到蔡翔的作品印证。“王彬彬的文章很雄辩，很智慧，很有力量。”赵丽宏同时指出，评论家不必试图对作家一剑封喉。一个真正强大的作家用自己的文字盖起了坚固的房子，你再用怎么样的文字否定他，这个作品都不会倒下，作家用自己的文字征服了作者;而基础不牢的“楼房”，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赵丽宏认同吴俊所说，评论最怕四平八稳、似是而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创作和评论如鸟之两翼，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文学报》适时推出《新批评》专刊，以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批评为主，同时将批评对象扩展到戏剧、影视、艺术等领域，并以“真诚、善意、锐利”的追求，吸引了广大读者。但是，也有作家表示强烈的反抗。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肖鹰认为，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应该对读者负责，对文学发展负责，也是对文学史负责。“现在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量是4000多部，读者怎么有能力去选择4000多部作品?我们需要用标靶精准的评论去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作品是应该推崇的，哪一部作品是应该去读的。在这里就要建立一个面向市场化的标靶精准的文学批评。”

　　如果说，“不满是上进的车轮”，那么，怀疑和否定则是批评最内在的本质。没有认同，就没有经验的吸纳;没有否定，就没有认知空间的拓展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即使“肯定”的翅膀，也要借着“否定”的动力来飞翔。这是因为，只有经过怀疑和反思等否定性的检验过程，肯定性的认知才是可靠的。无原则地把“说好话”和“要厚道”当做绝对原则，这是鄙俗的庸人习气，是对批评本质的误解，是对批评精神的无知，往往造成个性的萎缩和创造力的低下。

　　批评家就是敢于“说难听话”的人，就属于典型的“批判性的言论文化”的生产者。李建军说，批评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一种积极的对话行为。只有通过对话性甚至对抗性的批评，我们才能逐渐成熟和强大起来。也就是说，他固然可以批评人，但也要接受别人的反批评。

　　叶辛用巧妙的比喻形容作品对于作家的意义。他坦率地说，作家也希望每一部新的作品能够有所超越，但是写作不像生产杯子，可以做到每一部都比上一部好。一个作品的出版，就像生下的孩子总希望被别人夸奖。但实事求是讲，家长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叶辛希望，批评界在发挥尖锐批评的同时，能够稍微宽容一点。

　　在“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作家、评论家对话交流座谈会上，第二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评选结果在会上揭晓。孙绍振《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读〈学者吴小如〉兼谈钱学森世纪之问》、丁帆《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王彬彬《蔡翔〈革命/叙述……〉指谬》、李建军《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谭根雄《中国美术乱象考辨》五部作品获优秀评论奖。张涛甫《关于〈知音〉的是是非非》，何英《批评的“八股”与“八卦”》，石凤珍、熊元义《从赵本山到“小沈阳”》三部作品获优秀评论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