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至7月中旬，全国政协先后组织两次大规模调研，分别对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个省区的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分布在这三个省区境内的长城总长度达1.2万公里，约占长城总长度的60%，基本反映了长城主体状况。本报记者在随行采访中发现，长城保护总体形势趋好，但仍然不容乐观。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要保护好长城这一世界最大的文化遗产，至少还需答好“三道试题”。
其一：如何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长城的研究始终不温不火，研究水平严重滞后于长城保护的实际需求。这也给文物主管部门的管理、保护工作和法律、法规的制定造成极大的困难。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和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保护现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然而由于长城建造延续时间长、体量巨大、内涵复杂，研究难度很高。
“长期以来，对于长城有多长、长城是什么以及长城的作用和价值等基础问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一说长城谁都知道，但大多数人心中的长城要么是概念层面的，要么就是北京八达岭长城，其实我们看西部的长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段清波认为，这反映了长城基础研究水平的不足。国家文物局今年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目前长城研究水平总体不高，研究力量较为分散，针对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特点、保护维修、展示、监测和管理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并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界广泛认同的学术成果不多。”
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文献资料的不充分，长期以来对长城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尽管作为古代重要边防军事工程，各种史籍中都不乏关于长城的记载，然而这些记载都比较分散、简略，有的甚至是只言片语，对长城的位置、走向、起止往往是语焉不详，后人难以了解其全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推测。这给研究长城带来了诸多困难。
国内对长城进行文献历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并产生了一批学者和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对长城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文献历史研究，还出现了田野考古研究，并逐步形成了长城学这一学科体系。不过这些研究多局限于个体的兴趣关注，尚未形成一种系统的学术体系。
“长城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内涵丰富，其历史价值、军事作用、建筑艺术、工程技术、美学价值以及涉及民族交往等有关领域都有待深入探索、开发和研究，但从目前国内学术界来看，以长城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机构一个都没有。”段清波说，国内唯一一个长城研究机构——长城学会也只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尚不能取代专业研究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则呼吁尽快建立中国长城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长城靠几个专家零星打斗远远不够，应从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为长城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推动长城基础研究工作。”他说。
其二：如何破解土遗址保护技术难关?
砖石结构的长城只是少部分，特别是在西北地区，90%以上的现存长城都是土遗址。土遗址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科学适用的保护技术还有待研究摸索。
位于贺兰山中部的宁夏三关口明长城墙体历经风雨侵蚀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墙体和底基相连的部分几乎被大风掏空，随时有成片倒塌的危险;甘肃省山丹县长城本体面临着地震毁坏、暴雨冲刷、洪水侵蚀等因素的威胁，还有80多公里的明长城本体随时面临坍塌的险情……这样令人唏嘘的情景在长城沿线各地屡见不鲜。
在调查中记者得知，近年来大规模人为破坏长城的现象已经基本得到遏制，气候变化以及风雨侵蚀等自然因素破坏成为长城保护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在西北地区。区别于京、冀等地由砖石砌筑的长城，西北地区的长城几乎全为黄土夯筑而成。尽管西北气候较为干燥，年平均降雨量很少，给土筑长城的保护创造了先天的有利条件，但该地区岩层裸露，地表物质疏松，风沙肆虐下，导致长城某些地段墙体大面积的崩塌、毁损甚至消逝。此外，西北地区较大的温差变化对夯土长城也是一种威胁。这种变化造成土壤热胀冷缩后，墙体不同程度的剥蚀、松散、解体等情况随时发生。
这种自然的破坏让文物保护专家均感束手无策。“土遗址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肖学智说，目前保护土长城多用土坯填充、支顶、锚杆或灌浆等方法对墙体进行加固，而甘肃敦煌研究院对土质壁画保护技术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借鉴运用到夯土长城保护中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城保护状况。如甘肃渭源县秦长城目前被甘肃作为长城保护的一个试点，使用一种PS化学涂料对墙体进行喷涂加固，基本不会改变墙体形状，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保护方式，但其造价昂贵，且保护效果还有待检验。
“这种涂料每公里造价200万元，在正常条件下理论上可以保护20年，如果遭遇极端环境变化保护效果还不好说，而且这种技术只适用于甘肃这样的地理气候，并不具备全国性的示范作用。”肖学智说，研究土遗址保护技术已经迫在眉睫。
“长城分布在中国十几个省份，每个地方修筑长城的材质、自然环境不尽相同，加上长城体量巨大，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药方’来解决不同地段的长城保护问题。”段清波说。他建议由科技部门牵头，吸引各方力量参与，组建一个土遗址保护技术研究团队，从实际保护需要出发研究出一套适合不同区域的土遗址长城的保护技术和手段。
其三：如何合理利用长城?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是我国文物保护的方针，也是长城保护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什么样的利用是合理的?长城利用应该以什么为底线?
“因保护而贫穷，这不合理。”宁夏固原市市长白尚成的这句话引起了调研组专家的思考：长城沿线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合理利用长城，使其既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又避免一些人以开发为名把长城变成摇钱树，按自己的需要随意打扮长城，甚至推倒重建，造成对长城本体的破坏?
自1952年开始，为配合参观接待和旅游开放，国家陆续维修了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等多段长城，不仅更好地加强了保护，而且为宣传教育、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用为保，合理地旅游开发，不要过度。”已故文保专家罗哲文建议在长城的利用上要坚持这样的原则。
在张廷皓看来，对长城的利用要适度，这个“度”至少要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要看利用是否有利于文物的保护，是否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惠及人民群众，而利用的底线是一定要对长城保护无害。”他说，要妥善地解决在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过程中文物保护与发展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正确地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我们对长城利用的理解不能太肤浅，不能一提到利用就想到钱，想到经济利益，要有历史的胸怀。长城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其利用的重点应是让其发挥文化价值，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说，要协调长城保护和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不能让居民破坏长城，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保护长城妨碍居民生活，要在有合理规划前提下对长城进行适度开发利用。
国家文物局长城项目负责人于冰认为，长城穿越不同地理区域，跨越数千年，是集地理、历史、民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众教育基地。“如果能够把长城这种大遗址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长城能够像博物馆一样免费开放，全体公民都能够机会均等地近距离接触长城、了解长城，享受长城给他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长城的单纯出于经济目的的利用。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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