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达到文化大发展目标的战略性路径,在国家宏观战略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这就对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和更为紧迫的要求。
尽管近20年来,来自公共管理领域、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文化行业管理一线的管理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了多种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但却还没有一部专论从历史学的视角系统讨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33年的艰难而壮阔的发展历程。韩永进先生新撰《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3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书弥补了这一理论研究上的缺憾。
《反思》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研究》的成果之一,全书的主旨,是将中国特色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作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路径问题。全书分为改革历史、改革内容的描述、启示和理论综述三部分,以“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期”章开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章结尾,逐步深入,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上再度提升,自成一家。在逻辑结构上,全书采取了纵横结合的分析框架,纵向度上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33年的时间上依次展开,横向度上则嵌入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同时将对文化体制改革进程、步骤和特征的分析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中国社会基础结构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框架。
首先,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领域内最为引人瞩目的宏大事件即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性手段,既是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事业体制和文化产业体制的必由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测度我国文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进程的晴雨表。目前,随着我国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文化体制改革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特征的综合性题材。因此,学界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既是一个实践课题,具有行动研究的色彩,但同时又是一个超越文化研究本身的宏观命题。《反思》一书,正是集中体现了身处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这一伟大时代的学者,力图深入观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实现对33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同时也蕴含了文化行业本身理论自觉的意义。
其次是本书具有突出的系统性与创新性。本书充溢着历史的和辩证的思维特色。作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对过去33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内容进行了类型化归纳和系统化表达,在系统化的体系中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期、进展程度、推进策略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业已超越了单纯经验描述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水平,在系统结构中赋予部分以整体性价值。
同时本书注重吸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在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指导基础上,本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产品三重性的问题,并论述了这三重属性具有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之前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社会意识形态属性,而作者将其分为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是在原有基础上对文化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了“四个体系、两个体制、两个格局”的分析框架,总结归纳了近年来我国在文化建设领域形成的系列新观点,如坚持方向论、公共文化论、文化产业论、文化创新论、对外文化交流论、文化政策法制论、国家文化安全论、提高建设先进文化能力论等。这些新的研究框架和创新性观点,相对于以前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建设研究成果具有体系化的优势;又因为本书是新近撰写,得益于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突破性进展所提供的经验材料,本书的内容更新,与实践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与实践经验总结性质的文化体制改革案例研究相比,本书又更侧重理论研究。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对文化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的宏观把握能力。
《反思》一书的完成,既与作者长期从事文化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实际工作的独特经历相关,也与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勤于思考、不断总结反思的一贯作风相关。近年来,作者先后著有《新的文化发展观》、《新的文化自觉》,主编了《2004—2005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论集》,并发表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进展》、《中国文化产业十年发展之路回眸》、《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十大新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等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正是在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反思》一书,抛开其学术价值不谈,作者这种积十数年之功对某一重大理论研究课题的坚守,同样值得我们后学晚辈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