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 内涵、发展与作用

　　一、文化外交的内涵

　　文化外交，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化为纽带的外交形式。文化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很难给它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迄今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达200 多种。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是对文化广义上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类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物质财富部分，专注于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最典型的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71 年提出的，即“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1]。广义的文化几乎涵盖了人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区别于动物的所有属性，这一过于宽泛的定义造成了限定不清的问题。相较之下，从精神层面定义文化避免了使文化陷入不可知的境地。在人类历史上，随人们需要的变化，文化处在不断地变迁当中，不断地被取代和改变着。而越是与社会成员精神层面密切结合的文化越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文化可以被定义为特定族群、特定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哲学、信仰、文学、道德、法律、艺术等精神生活的总和，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社会成员的思维和行动模式。

　　与文化相似，文化外交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外交多被定义为以国家政府为行为主体的，通过文化、艺术、教育等途径，向他国传播本国的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等，以期达到建立、发展、维护与他国关系、促进国家利益的目的。广义的文化外交则以文化与价值观等的一切传播途径为考量，除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形式之外，还囊括不具备官方外交身份，但肩负一定政治使命或者实际发挥了外交作用的个人，以及国家间接控制( 引导) 的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音乐等的传播。这些个人与驻在地政府或人民建立的联系、结下的情谊，以及个体文化公司或非政府组织生产、经营的大众文化产品虽不由国家政府直接资助或管理，但一经国家政府引导，不仅实际发挥了传播本国文化与价值观的作用，有的更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实现了其他外交形式所无法达到的目标。

　　狭义的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有重合之处，但又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它们都是官方正式的外交形式，以国家政府为外交行为主体，所指对象都包括国外民众或公众，都抱有相同的政治目的，即在他国树立本国良好形象，获得国外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使之有利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促进本国国家利益。因此，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文化外交直接同公共外交联系在一起，如英国把公共外交称为文化外交，在美国文化外交则被长期置于公共外交的范畴。但是，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又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外交目标方面，文化外交关注更多的是人民之间的长期相互理解，具有长远长期的外交目标，而公共外交本质上是为了单一目标而进行的，其重点是向他国民众阐释本国政府的政策，以实现本国政府的短期目标。其次，从性质上看，长期性、相互性、诚实性是文化外交的主要特征，公共外交凸显民族主义传统，多以单向活动为主，主题也更关注政治。公共外交的短期性特征使之功利性强，常常使用宣传手段和必要的“欺骗”辞令[2]

　　广义的文化外交则与对外文化交流相似，但又相区别。对外文化交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的关系之间，如文化艺术协会、社会团体、学术组织、公司、个人等，它的目的在于促进人们互通有无，增进文化的发展，丰富文化的内涵。文化外交则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强调政府的作用，有的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一种外交活动，有的则在国家政府引导下进行。丰富和发展文化不是文化外交的根本目的，以文化交流为媒介维护、促进国家文化利益( 如民族文化的完整)、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才是文化外交的宗旨。

　　与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狭义文化外交相比，政府引导、公司或非政府组织直接经营的大众文化产品的传播更为灵活与有效。“9. 11”事件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就是一个典型案例。“9. 11”之后，美国政府加大文化领域的投入与关注，然而，诸如政府机构间协作不力、资金短缺、专家匮乏等问题依然如故，专家学者对美国文化外交不力的批评声一片。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一个统观全局的、能在对外文化传播事务中对美国各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发号施令的政府机构引起，更多的则是因为与私人公司、非政府组织不一样，政府部门缺乏市场专家调研、对对象国非精英阶层文化需求知之甚少。因此，一些政府主导的耗资巨大、高调宣传的文化项目往往无疾而终。更尤甚者，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在同一时间发布的文化讯息竟相互矛盾。

　　二、文化外交的发展

　　广义文化外交的实践源自古代。早期的探险家、旅行者、教师、艺术家、宗教人士、商人通过体察驻在地情况，了解驻在地文化，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在此基础上与驻在地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如在雅典一住就是20 年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西游印度的唐高僧鉴真、玄奘，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向拜占庭、埃及等派驻的宗教使节，七次下西洋的明朝三宝太监郑和，文艺复兴时期担任威尼斯外交副大使的两名侨居伦敦的商人等。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具备官方外交身份，但他们亲历了解驻在地情况，与驻在地的政府和民众往来，有的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达到了建立本地区与驻在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促进两地区在社会文化领域相互理解，增进本国在该地区国家利益的目的，实则扮演着文化使节的角色。这种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主要内容、抱有或短期( 如商业往来、教育交流) 、或长远外交目的( 如提升本国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态度) 的交流形式其实就是文化外交的早期形式。

　　近代民族国家确立后，国家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与沟通日益频繁，扩大并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科技、法律等领域。针对于此，主权国家政府开始对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指导与管辖，确立其运作机制，规定其内容、形式、手段与目的，制定其目标和发展方向。由此，文化交流被正式纳入外交领域，成为主权国家政府外交关系的一部分(也就是狭义的文化外交) 。法国是第一个通过官方行为开展和运用文化因素以期达到外交目的的国家。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法国推出“使国王崇高、使王国荣耀”活动，大力扶持文化，用重金奖励文人，使他们致力于树立法国威望，提高法国国际地位。文人外交———将文化名人作国家外交的名片委以外交任务是18、19 世纪法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路易十六时期，卢梭被委以驻维也纳大使一职；波旁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夏多布里昂任驻伦敦和罗马大使，后来又任外交部长；1848 年著名诗人拉马丁任外交部长。19 世纪末，宗教团体的对外文化活动成为法国文化外交的亮点。他们在非洲、远东、近东地区建立法语学校，教授法语，到1939 年，办学机构数量达千余所。1883 年法语联盟成立，该联盟是一所非盈利性质的私人文化宣传机构，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大力资助，以在宗教和官方机构因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传播法语文化为使命。1909 年为协调日益增加且名目繁杂的对外文化活动，法国外交部成立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该办公室在一战期间为争取中立国和盟国精英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法国著作司的前身。1920 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规定其使命为“法国对外知识扩张”。法国著作司的预算在二战前夕占外交部总预算的20%。

　　与法国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有组织的对外文化交流起步较晚，兹以英国为例。1934 年之前英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以民间组织，如“世界人协会”为主。它们虽然也开展诸如高校学术交流、杂志创办、对外广播等活动，但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直到1934 年英国文化协会成立后，英国才开始正式进入文化外交领域。英国文化协会的成立得到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支持，主要负责促进英国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在全球109 个国家、223 座城市设有分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在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cultural offensive) ，文化成为战争的工具。为稳定后院，建立与拉美国家的良好关系，美国政府开始制定对外文化战略，其标志是1938 年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设立和“与美洲国家间科技与文化合作部际委员会”的成立。1941年美国在驻外使馆创立文化关系专员(cultural relation officer)职位，是美国政府对外文化关系事务管理迈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45 年杜鲁门总统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和“与美洲国家间科技与文化合作部际委员会”合并，组建成“国际信息和文化事务局”(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and Cultural Affairs) ，一年后更名为“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局”(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该局直接向国务卿汇报工作，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外交任务。

　　冷战时期随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加剧，文化外交逐渐蜕变为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融入了公共外交的范畴。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大力推广苏联文化与生活。美国则按照自己的模式在德国和日本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造，强行灌输意识形态。1946 年美国开始实施富布赖特项目。1953 年美国新闻署成立，其任务是对外解释和宣传美国的政策、介绍并传播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以及就外国公众对美国政策的反应向政府高层提供咨询[3]。紧接着卡特政府开展“人权外交”、里根政府期间成立以输出民主为宗旨的“全国民主基金会”、老布什时期针对东欧提出“民主建设项目”，这些无不是以文化为手段，实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以图赢得冷战的胜利。

　　文化外交随冷战结束一度走入低谷。然而，各国外交政策的文化趋向并未改变。文化被视为软实力，是各国政府谋求对国际事务更大发言权的有力工具。

　　20 世纪90 年代下半期开始，文化外交再度引起重视。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的法国寄希望于文化软实力，提出“文化多样性”原则，利用本国文化优势加强和扩大本国影响。1998 年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成立教育国际协作署，旨在海外推广法国高等教育。法国外交部明确表示“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文化大国”。2006 年5 月法国外交部长宣布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将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以促进法国对外文化交流。英国布莱尔政府在1997 - 1998 年展开了“酷不列颠”国家形象重塑运动，决心革新海外公众心目中过时的、老旧的英国印象。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始反思忽视文化外交的后果，谋求建构美国国家形象。2003 年美国国务院成立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旨在针对美国文化外交中新增的有关项目和政策向国务卿提供建议。2006 年小布什政府启动“全球文化计划”，以增强美国软实力、改善美国国际形象为使命。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交往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推广自己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以期保持或增强自己战略优势的有效外交途径。

　　三、文化外交的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权力和利益本身是由观念塑造的，国际体系不仅是一种权力结构，也是一种文化结构。与物质能力相比，文化内容往往更重要。新自由主义提出“软权力”的概念，认为当代世界的力量构成不仅包括经济、军事等“硬权力”，更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等产生的吸引力和认同力，也就是“软权力”。

　　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文化外交及其开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撑，文化外交的历史发展表明其对民族国家国际战略的实施、国家软权力的提升、国家良好国际形象的确立、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乃至世界的和平、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发挥了独特而且重要的作用。老子有句名言: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意思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却能驾驭天下最刚强的东西。这个最柔弱的东西是什么呢? 庄子答曰“人心”，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的思想与精神”。文化外交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输出，是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播与沟通，虽然至柔，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在最为坚硬的东西里穿行，畅通无阻。然而，在强调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扩大其作用范围、加大其投入、增加其实施内容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其一，超越国界的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成果交流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并不能切实解决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中国知识精英欣赏德国的哲学、美国知识精英喜爱俄罗斯的文学与音乐、美国大片在穆斯林国家未遭禁演，这与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丝毫无关。不同国家的国民互相分享思想艺术经验，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在道德与政治方面的相关一致行动。在比文学、美学更高的层次，西方国家( 包括俄罗斯) 和穆斯林国家曾分享过千余年的共同经验，他们有根本上相同的宗教信仰，祈祷同一个上帝，受同样的道德规律的约束。但是，这些共同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促使他们产生、确定统一的政治行动，未能阻止冲突或分裂，更未能导向和平。

　　其二，国家政治领域的主要路标不是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艺术、教育等的吸收与领悟，而是以强权为利益的概念。固然有许多事例是由于对他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冲突，但这种吸收与理解是否能促成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当A 国与B 国在卷入一场利害关系重大的冲突时，情况往往与之相反。A与B 的经济利益之争并不是由于A 不了解B 的意图引起，或者应当说是因为A 太了解B 的意图。A 和B 的争端也不会因为相互了解对方文化、对对方文化抱有好感而停止，其归根结底取决于A 与B 之中任何一国的情况与所要求的是否与另一国的情况与所要求的相容。又譬如一切决定过历史进程并改变过世界政治面貌的大战都是为了实际的厉害关系而打，而不是因为彼此间文化、性格和意图不相容而打。结束战争、导向和平的症结不在观念的改变、文化的交流，而是利益的分配与获得[4]。因此，尽管文化外交有其内在的重要意义，但它始终是促进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和平的一条辅助道路。

　　【参考文献】：

　　[1]Edward Burnett Tylor. The origin of culture[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8.

　　[2] 胡文涛.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应用[M]. 北京： 世界知识版社，2008.

　　[3]韩少颖. 输出美国: 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共外交[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4] 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M]. 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