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影视如何相处：文学不必讨好影视

　　电影《听风者》上映第一周，票房就过了1.5亿，这多少是搭了文学的顺风车，它改编自获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小说《暗算》。前不久头一部踏进国产电影“7亿票房俱乐部”的《画皮2》，“狐妖”的原型和“画皮”的噱头都源于《聊斋志异》。大洋彼岸亦是如此，今年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雨果》、《后人》、《龙纹身的女孩》、《帮助》，全都脱胎于文学作品。

　　影视当红的年代，文学被裹挟到影像当中，哪怕古代文学也逃不掉。

　　本届上海书展国际论坛上，当中国作家莫言、苏童、吴念真携手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和日本作家阿刀田高絮叨起“影像时代的文学写作”，不少听众一度恍惚：“这是书展还是电影节?”当然很快恍然大悟：这些个作家都与影视有着瓜葛。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被张艺谋相中，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大卫·米切尔小说《云图》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在即;现年77岁的阿刀田高，已有50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吴念真就更不用说了，影视圈里混得很开，以至于他的作家身份倒不那么为人所知。

　　双方的关系，并不那么剑拔弩张

　　谈论影像时代里文学写作何去何从，似乎有个预设前提：文学已被影视推到越来越边缘的境地。苏童就坦言分外怀念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一统天下的黄金时期，后来看着文学的地位一点点滑落，挺感伤。不过他深知，琢磨出文学与影视的相处之道，是影像时代的写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影像时代是个大时代，是个窗外的时代;而个人写作是个小时代，是个窗内的时代。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我就和电影纠缠在了一起，不得不面对两种层次的写作所造成的漩涡。”每个时代总有其文艺样式的主流，苏童说“我们所要学会的事情恐怕不一定就是适应时代，而要学会在这个时代中留下自己的一间小屋，使你舒服的、愿意为之生存的小屋。”听听，他话里话外很有几分被影像时代挤压的无奈。

　　有必要将文学与影视对立起来吗?阿刀田高说，在日本，两者早在50年前就被捆绑在一起了，受欢迎的文学作品总会被拍成影视，而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畅销的文学原作，双方共存共荣。吴念真也说作家不必把影像当敌人，因为改编出来的影视剧的好与坏，根本不会影响小说本身的价值;影视剧等等反而能让小说多一种传播方式，为更多人所知。“1960年代在台湾地区流行一种闽南语广播剧，有段时间那些剧本都改编自世界文学名著。后来有一回，我儿子说起他在看《基督山恩仇记》，我母亲也来搭话，这让小孩诧异不已，在他印象中，祖母大字不识一个，怎会看过《基督山恩仇记》?他不知道，老祖母在那个听广播剧的年代听过这部书!”他还说文学与影像其实从根上就分不开，“你看一部小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小说里面的人物在自己脑海中演戏?这与把文字影像化没什么不同。写小说的人用的白描手法，不是在把影像化为文字吗?”大卫·米切尔认为影像是文学的同盟军，“文学写作会在影像时代更加繁荣。人们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像有吸引力，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快餐，而需要慢慢品尝的文学能提供给人们另外的养分。”

　　谁都不必讨好谁，守住本色就好

　　在影像时代，文学写作是否需要改变?刻意讨好影视，莫言坦言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获得成功后，张艺谋找我，希望我为他写一个农村题材的本子。当时我先入为主，知道是为张艺谋写电影，甚至知道巩俐将是第一女主角，因而写对话的时候想到台词、塑造人物的时候想到演员……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电影画面。结果，张艺谋直言写得太差，说我怎么老替他想，甚至连机位都替他想好了。”莫言说他从此明白了，“写小说就是写小说，去讨好电影做什么。后来我还知道，张艺谋最需要小说提供的是意境、思想，而不是故事、情节。”

　　纵然借着新科技手段，影视剧的表现力大增，作家们却指出，到底有些东西是文学能够表达而影像无能为力的。苏童举的例子是街道的气味，“像我这样在街头长大的孩子，熟悉街道上一年四季甚至晴天雨天的气味，比如夏天出门会隐隐闻到臭味，这是垃圾箱散发出来的，冬天则有煤烟味，这是家家户户在烧煤炉取暖……”吴念真赞同：“台湾午后雷阵雨快要来临的时候，气压变得很低，而一旦雨下起来，地上泥泞，大家便无处可去;妈妈的脾气随之越来越坏，开始莫名其妙打小孩。人在这种情形下的焦躁，影像怎么拍得出来?每到秋天，天那么高，教人有想哭的惆怅，像这样的感动，影像又怎么表现?”他说，如果影像什么都能做到，小说早就死了，而如果小说是全能的，影像从一开始就不会有机会出现。

　　所以，文学在影像时代无需刻意改变什么，守住本色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