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农业改革的契合与策应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社会剧烈变动中的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就已经认识到当时中国文化衰微与农业凋敝的内在联系。当前的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各有其任务和方法，但加以比较，又会发现颇多共同之处。在我们这个具有耕读传统的国度，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同构，“耕”与“读”因改革而耦合，当非偶然。

　　先看改革的主要矛盾。中国文化与中国农业共同经历了衰败与振兴、转换与创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同样的生机，并一起进入黄金发展期。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农业要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又都面临着突出的矛盾。特别是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文化行业与农业一样处于发展滞后、问题突出、地位弱势的处境。在观念上，一些地方或部门领导对农业“口头重视，口号重视，口水重视”，对文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轻农轻文，如出一辙;在制度上，文化和农业都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难点上，都集中表现为“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进入均严重不足，而且文化队伍人员分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重重，除了改革别无选择。

　　再看改革的基本思路。文化与农业的改革，都在目标上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方法上坚持政府主导和面向市场，在思路上将文化服务与三农服务划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大部分，在战略上将文化改革、农业改革置于开放的环境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一些关键路径上也是相通的，比如，塑造市场主体，文化是推动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农业则是开展联产承包、建立生产经营合作社乃至公司，并加快实现经营性文化门类和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产业;健全市场体系，都要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立现代流通体制，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加强市场监督;调整产业结构，都提出提高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或农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强调因地制宜，鼓励创新，形成多种方法、多种模式;以发展为目的，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或多出文化精品，或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权益;改革管理体制，加快文化、农业行政职能转换，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突出服务，建立综合统一的管理部门或队伍。

　　第三看改革的保障措施。同样是由于历史欠账多、底子薄、产业化程度低，围绕文化改革和农业改革的保障政策和措施也很接近，突出扶持的特征和优惠的手段，比如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而且加强公平服务平台建设，包括信息平台、投融资平台、交易平台等等，加大财政投入，引导金融、保险业的参与。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遏制文化人才和农业人才流失，加强人才培训，特别是培养新的文化能人和种田能手，而且善经营、懂科技、会管理。文化和农业在改革保障上都体现出刚性需求，立法步伐加快，规划作用突显。

　　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都具有区别于一般经济改革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中又是共同的。其一是基础性。它们在整个经济社会改革中的基础地位，是由其在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决定的，二者分别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影响人们基本的生存、发展方式。其二是综合性。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都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是弱质性。文化与农业都经历了从社会中心滑落到边缘的过程，两种改革是弱势行业的改革。其四是意识形态性。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性。农业内容不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因其关系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到马克思、恩格斯都将之作为重大社会问题来对待，在当今中国，更是事关民生、稳定和国家安全，农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些特殊性影响到这两种改革的方法与节奏。

　　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都在向纵深推进，还会有更多的契合。最突出的是统筹城乡发展，这首先是农业改革命题，但也是文化改革命题。通过改革突破制度性的障碍，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无论是对于农业，还是对于文化，都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尽管二者的工作性质和方法不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文化与农业的一次联手行动，是中国农业和中华文化的一次同步调节和嬗变。

　　揭示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的同构与共识，目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深化对改革基本规律的认识。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同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同为中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开展的改革的组成部分，各类改革当然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文化改革和农业改革契合的社会背景，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文化改革、农业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正是在相互启发和策应中推进。认识到各项改革根脉相通，有助于在整个经济社会改革的框架中确定文化改革和农业改革的位置，进一步把握改革的基本趋势和方法，并将各自的改革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改革的大格局。

　　二是深化对文化改革和农业改革规律的认识。文化与农业在改革上有着更多的共同话语，当然不是巧合。文化与农业同为最古老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造就了独特的农耕文明，也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集体心理和社会结构，由此又影响到各种制度的建立和更新，包括文化制度和农业制度。今天的很多文化问题同时表现为农业问题，很多农业问题又有文化问题隐匿其后。与乡村一道绵延的是文化，与乡村一道消失的也是文化。这些共同点构成了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的基础，导致了双方的殊途同归，包括共同的机遇、挑战和推进策略，也决定了文化改革、农业改革是改革中最困难、复杂的部分。这可以解释何以在整个经济社会改革中文化解放在先，农业改革也启动在先，但现在却双双滞后了。尤其是这两种改革同时作用于农村，则直观地显示了消除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深刻关联。

　　三是促进文化与农业的结合。文化引领发展已是当今世界潮流，文化体现出向各个领域广泛覆盖和深度融合的趋势。由传统农耕文明脱胎而来的当代中国文化，也需要在与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的磨合中保持自己的特色，获得新的资源和动力。一个时期以来，农业改革与文化改革分别提出“跳出农业抓农业”和“跳出文化抓文化”，表现出共同的开放视野。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可以彼此寻找自己的空间，借力推进，合谋发展。比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文化产业，必须进入城乡一体化的大盘子。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强调“连片开发”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这正可作为文化扶贫的契机和思路。当前文化建设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对农业的返乡之中找到办法，农业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和参与。文化发展的焦虑能够在中国的田野中得到舒缓，农业发展的困境能够在中国的文化中找到良方。

　　文化与农业唇齿相依，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声气相通，于此可见，虽历经风雨，中国依然没有改变其文化大国和农业大国的本色，文化风险、农业风险就是安全风险，文化变化、农业变化就是国情变化。继续推进文化改革与农业改革，加强文化与农业融合，将影响未来中国文化的性质、农业的性质和社会的面貌。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始终深植于农业的土壤中。提起文化或农业，总会唤起亲切和温暖的感觉，如果这种亲切和温暖能够相互传导和激发，将产生新的能量。在城乡一体化中建设灿若星辰的“田园城市”和“创意村镇”，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国人的诗意栖居和幸福生活，是农业改革的目的，也是文化改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