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宏大构建

　　中华文化将实现复兴，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登上过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不同于以往的自发自为，这次是完全自觉的行动，突出标志，就是文化规划。这些文化规划记录了这一时期的重大文化思考和谋略，体现了有关文化建设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凝结了这个文明古国重视文化的传统精神和时代理念，也开创了文化建设的一种新机制。文化规划是文化改革发展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是宣言书、动员令和求贤榜。伟大的目标，壮阔的构想，新的布局谋篇，孕育着文化建设新一轮重大突破。

　　能谋全局者方能谋一域，能谋久远者方能谋一时。“十二五”时期是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站，有关文化规划已经相继发布并开始实施，五年跨度的文化建设正在规划确定的轨道上运行。这些规划，是这一阶段重大文化举措的“打包”，内容宏富，含金量高。规划的出现，使文化建设多了一个战略性工具，而且是“硬手段”，但要让工具用得顺手，让这个手段真正硬起来，还得了解规划内容，把握规划精髓。

　　一、体大思精： 文化规划体系初步形成

　　进入“十二五”，众多与文化相关的规划相继出台，蔚为大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其中涉及到文化内容，2011年初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第十章，为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性规划做出示范。而且，很多提出文化立省、立市、立区的地方，把文化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综合性规划和专门性规划，把发展文化作为中心，比如把利用文化资源作为城乡统筹的主要战略，由此成为规划的轴心，西安临潼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就是这样的思路。

　　作为专门性规划，《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于今年初出台。与之相衔接，文化、广电、出版等部门也分别制定自己的规划。

　　在专门性文化规划下面，一些重要领域和项目又有规划，比如文化部在部级规划下面编制了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等方面的规划;在公共文化服务规划和文化产业规划下面，又分别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动漫产业等子规划等。

　　在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中，都包含文化部分。一些部委、行业从加强文化建设出发，比如海洋文化，也在制定规划。

　　至此，围绕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性规划到专门性规划的文化规划体系。这个体系上下呼应，首尾相衔，“母子”相顾，彼此兼容、互通和联动，涉及文化建设多个层次和侧面，形成了“规划叠加效应”。从深层次看，这体现了当前文化改革发展的配套推进，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系统化要求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式发展。

　　文化进入国家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的嬗变。我们国家的规划，与前苏联和西方一些国家类似，一开始就是国民经济计划，虽然范围较广，但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而且最初的着力点是重工业项目。改革开放后，从“六五”开始，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文化作为社会事业的内容进入国家综合性规划。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在国家综合性规划中的分量也开始加大，专项文化发展规划应运而生。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是第一个国家级文化建设中长期专项规划，文化部等部门随之也制定“十一五”时期文化规划，对文化建设发挥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有力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对文化规划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对文化行业乃至于全社会关于文化规划的一次启蒙。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五”的最后两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都获得了重大进展。从此，重视规划在文化系统和行业蔚然成风，各类文化规划出台一发而不可收，“文化规划热”方兴未艾。而在此前，文化系统很多人并不了解文化规划，就是知道，也觉得就是一个“纸上划划，墙上挂挂”的东西而已。

　　“十二五”时期文化规划的显著变化之一，是文化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作为单独部分论述和部署，而以往都是放在社会事业部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文化从社会事业剥离出来，首开先河，为全国各地此类文件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本格式”。这种单独为文化开门立户的做法，不仅突出了文化地位，而且为文化发展留下了空间。文化部部长蔡武还参加了这一规划的调研与起草，这是文化部门首次参与国家大盘子切割。文化在国家规划中的权重明显增加，成为规划中引人瞩目的新兴类别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文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变化的真实写照。

　　文化建设需要发动和鼓励，需要引导和促成，规划正是这样的抓手。文化规划具有预见性、先导性，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传递了文化信心，是社会资本流动的指南针和风向标。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金融危机中登高一呼，受到广泛关注，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今年《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发布，股市又再现这一幕。

　　文化规划在国家规划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首先是体现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当今中国力图改变单一的经济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本质上看，文化规划是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大命题下做出的文章。众多规划在文化上殊途同归，多种经济社会门类的运行轨迹交汇于文化，反映了文化对于时代的引领。其次是体现了文化科学发展的要求，努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挖掘和整合文化资源，激发和调动文化生产力，并且在文化建设高潮迭起、大开大阖中保持应有的理性、审慎和规范。在目前社会普遍看好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文化领地迅猛扩张，资本涌入热情高涨，规划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在做大文化建设体量的同时，实现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变革和质的提升，有效利用行政和社会成本，提高发展效率，以文化的科学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二、谋定后动： 文化建设渐入佳境

　　规划地位突显并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个经济社会门类共同的特征。文化进入规划并且迅速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是这一社会趋势的体现，也是对国家规划系统的完善。文化已经与中国经济社会同步进入以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为基础的规划引路阶段，加快实现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十二五”文化规划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就是当前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水平的宏观测度，也是这个时代重大文化追求的刻度。这一阶段文化建设呈现以下四个特征，为文化规划编制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由表及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文化建设经过探索，特别是经过经营与非经营纠缠不清的困惑与彷徨之后，终于将传统的单一由政府包揽的文化事业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分野。这是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重大分工，为文化的深入发展开辟了道路。经过这些年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文化产业分别向纵深推进，形成了各自的目标、战略和路径。文化发展的这种由浅入深，使得制定文化规划具备了基本的前瞻能力，能够看到近中期乃至于长期的发展目标，并确立相应的战略和步骤。规划制定的蓝图，意在保证实现文化发展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性，这又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不只如此，规划能进一步激发各方力量支持、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形成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氛围，为不断推进文化建设注入活力和动力。

　　由虚入实。文化历来以“虚”为特征，这是因为文化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文化建设却需要实实在在的设施、经费、人员、活动等等。把文化建设往实处做，是近年来的努力方向，如果将“十二五”时期的各类文化规划与以前相比，就会发现它要实得多。文化建设的“虚功实做”，就要从编制规划开始，这也是规划编制者强烈的意识。规划的各个部分都竭力避免空泛和大而无当，特别是提出实实在在的指标体系、项目支撑体系以及实现这些指标、落实这些项目的措施、工程甚至是真金白银。文化规划的“实”还突出表现在保障措施上，包括投入、土地、金融、税收、贸易等，而且具有可行性。

　　由软变硬。规划是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政府行动纲领，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被称为“第二法律”。规划的落实，关系到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规划的刚性，将改变长期以来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最容易被挪用的经费是文化经费，最容易被挤占的设施是文化设施，最容易取消的项目是文化项目”状况。文化规划对于文化建设的强制性作用，不只是在于规划的内容，还在于规划这种方式。它将促进文化观念和文化工作方法的进一步转变，特别是改变一些地方文化工作完全依靠某个领导的个人意志和兴趣，而且是凭拍脑袋办事，结果就会发生“人走政息”甚至是朝令夕改。规划的变化说明了文化建设开始走上重法制、重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轨道。

　　化散为整。文化规划的制定是一个民主化过程，也是改变文化工作碎片化的过程。在经过反复论证、碰撞从而实现提炼和融合之后，文化规划集中了一个时期以来各个方面关于文化建设的智慧，特别是涉及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和预测，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方针、任务和战略，文化建设的主要门类及其特征和建设手段，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等等，披沙拣金，把零散的、片断的内容，按照规划的结构有机融为一体，在严谨的逻辑、缜密的框架、清晰的层次中，系统地勾画出未来的蓝图。

　　文化规划渐成气候，直接反映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实践取得了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