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的夜,是一个不眠之夜。
10点多的时候,还在和一位协助照料罗哲文先生住院就医事宜的同志沟通老先生第二天要调换病房的事情,忧虑老人家的病情。没想到,11点多,就接到罗老家里的电话,家属被全部召唤到医院。
心顿时揪起来了。
很快,噩耗传来,人没了,老人家走了。
尽管早有不祥的预感,但突如其来的事变还是让我难以承受。半夜了,我把信息逐一发给关心着罗老的老友和晚辈们。辗转不能入睡,泪浸衣枕。
1976年,大灾之年。7·28唐山大地震之后,还在余震不息的日子里,刚刚结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业,我就来到了罗老身边。那时,我被分配到了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实际工作是担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直接运作的“地震考古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上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文物处老处长陈滋德,罗老是顾问。那时,老同志们还都称罗老为“小罗”。我们这些晚辈,几乎没称呼他几天“老罗”,便都恭恭敬敬地尊称“罗公”,并且此后一直作为最亲近的称谓。自那以后,没有离开过他的言传身教。
关于罗公的最初印象,是和善和专业。不多言不多语,就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厚道和善心。而且,除了对人的善良,他的眼里、心里好像都是他手头的工作,兴趣都在观察和收集资料,心思都在专业分析和归纳。总在拍照,记录、琢磨。出口三言两语,就给人启发,引人思考。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大地震之后,通过对古建筑位移、损坏情况的调查和统计,对古籍文献相关资料的查找和研究,以及对照现代技术条件下对地震震级和烈度的测定和现场惨状,推断、分析历史地震的相关参数和危害程度,从而为研究首都周边的地震规律和现象、推进地震预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使文物考古为当代国计民生和科技进步做出独到的贡献。为此,我们跟随罗公跑遍了京、津、唐地震现场,也查遍了大江南北的古籍书库。
一进到文博队伍,就听到一个又一个关于罗公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揭发、打倒当权派”呈疾风暴雨之势,在那时谁不如此就会面临政治危机危及自身的年月,罗公和文物局极少数几个人硬是坚持说老局长王冶秋同志是好人,并且敢为之作证、辩论。那时,罗公自己的老母亲还正因为解放前为地下党掩护过两支手枪而被诬为“土匪双枪老太婆”呢!
罗公痴迷业务。1976年夏季,依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天天和他在一起,却没听他提起过身边的政治运动。他的言谈之中,总是一座座古建筑的历史、意义、价值如何地“了不起”,以及如何说服当地主管者加以保护。再就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讲不完的佳话、趣事、名人。当然,也有辛酸。
老一辈都戏称“小罗”是个“迷糊”。他的心思总不在生活琐事,更不在官场和人际关系上。20多岁时,测绘塔时退至边缘从半空摔下,亏得落在柴禾堆上,捡回一条命,但从那时留下了腰疾。以后又多次因拍照而高空遇险,所幸未酿成大事故。有趣的是,罗公每年都至少会丢一顶帽子,眼镜也丢得不计其数。有一次在宁波考察,汽车开出几十里地了,老人家忽然发觉,刚才拍照换镜头时,换下的镜头放在佛爷身后忘了拿了……
可是,无论何时,谁要是想找什么已无处查询的文物资料,只要找到罗公,在那外人看来因为挤满书籍几无立足之地的房间和文献堆中,用不了多长时间,他马上就会给你找出相应的文字资料,还有珍贵的图片。日期、地点、细节,一清二楚。
罗公和谢老谢辰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投身文化遗产事业,并参与新中国文博事业至今为止全过程的仅有的两位功勋卓著的领军人和见证人。
我看到过罗公怀抱自己创作的图案和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旗设计的各位大师的合影。
新中国的文物法规、业务规则,无一没有罗公的参与。重大的文物古建筑维修工程,都有罗公的身影。长城、十三陵、布达拉宫、天安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设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工作的创设,乃至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工作,都有罗公的声音回响。
罗公还特别前瞻,特别开放,与时俱进,具有国际视野。他是“文革”之后放眼看世界,广泛、深入、实际地开展国际交流的先驱。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签署《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就源于罗公和其他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书。
中国同行参加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非政府文化遗产研究、评估、咨询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也得益于罗公的促进。这对中国的文物工作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任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曾酝酿请罗公出任,因故未果。罗公毫不介意,在他心里,该办的好事做成就行了。
以国家名义参加当今世界唯一的政府间国际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培训机构——设在罗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保存研究中心,罗公也是最初的参与者。我还记得罗公在罗马斗兽场被抢劫的惊险事件。所幸除了财产损失,人身未受伤害。那时,远赴意大利斡旋中国入会事宜的罗公已是七旬高龄。
大家都知道,罗公有一幅慈悲心肠。文物保护的事,没有他不鼓励的;想做文物研究和保护的人,没有他不同情、不举荐、不扶持的。我们甚至常说罗公心肠太软,太好说话了。一些我们认为一时还不该同意的文物评议项目,或不该满足的一些个人要求,只要求到他,他都会热心支持。但我们都理解他。在他心里,文物是保得越多越好;“文革”浩劫中“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身份证多多少少起到了护身符作用,这一经历让他对设立和颁授各种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称号相对比较宽松,为的是能更加引起公众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和爱护。他对人不讲门派,不计恩怨,只希望热心文化遗产事业的人越多越好。尤其对中青年,兴趣或早或晚,相识或亲或疏,只要是有志、有意于研究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他都帮忙说话,他的内心挚诚地期待遗产队伍尽快壮大,遗产保护知识能普及于社会,走进普通人的心中。
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在罗公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可以放肆地发表不同意见。他老人家总是憨憨地笑着,耐心地听,偶或和我们辩论几句。涉及对人的态度,他总是向我们提示所设对象的长处和对事业积极的一面;涉及专业观点,他老人家也很固执,但从不以势压人。我们在争论中有不同意见,他从不以为忤。有人提起时,他还开心地笑眯眯地说:“哈哈,我们有学术观点分歧。是好事啊!”而我们也都懂得,他的观点全都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尊崇和热爱。
罗公是历史传奇“营造学社”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我们说,罗公,您回营造学社了。一路走好,去会聚您的师长、先贤、老友。今后的岁月里和征程中,我们会永远思念着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