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有专门的文化部，用于文化的资金却持续不断，这与其推行的税收政策有很大关系。美国税法规定，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金钱、实物或艺术品捐赠)的个人，“年度可缴税收入”除去捐赠总额的部分，可以按照税率比例得到相应的减税，扣除的额度上限通常是收入的50%。一个人的收入越多，须纳税就越多，就更倾向于利用增加捐赠减少其应缴税收入，从而减少缴税额。
这就不难理解以下事实：在美国，文化资助平均74.5%来自个人，10.9%来自基金，9%来自个人遗赠，5.6%来自企业赞助。这种捐赠文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常见，在欧洲，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公益文化机构往往由政府资助运营。随着近年来欧洲各国政府大幅削减文化预算，这一做法的弊端也愈发显现——文化机构普遍陷入经营困境。
不过，现状正在发生改变。欧洲博物馆逐渐向美国模式转变，把筹款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个人和企业。他们的目标人群既有本国公民，也有热爱欧洲各大博物馆的美国人。
一些大型文化机构提早就在美国设立了“前哨”，有一些则刚刚开始大举扩张。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之友”基金会在全球拥有2.9万成员，2015年共筹集资金超过500万美元，这其中就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席玛丽-维希·克拉维斯的捐款。这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2006年，普拉多博物馆64.9%的经费来自政府;2015年，博物馆的预算为3850万欧元，政府拨款只占32.4%。
目前，普拉多博物馆正在进一步扩大对捐赠者的税收优惠。今年将启动“普拉多美国之友”网站，并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让美国的捐赠者从中享受税收优惠。“普拉多美国之友”董事会成员克里斯汀·西蒙斯表示：“许多美国人喜爱普拉多博物馆。在去年260万人次的参观者中，20万人次来自美国。”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政府对荷兰国立博物馆的资助从2012年的占预算70%下降到40%。今年，该博物馆计划把中世纪用于祈祷的小物件“小奇迹”租借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荷兰国立博物馆认为，租借展品的好处之一是创造了与美国培养关系的机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重视从美国获取更多关于募集资金的经验。今年4月，38家欧洲文化机构的代表将奔赴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博杜安国王基金会春季研讨会，就“美国筹款模式的艺术与科学”等话题展开讨论。出席研讨会的欧洲代表来自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希腊贝纳基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以及庞贝项目和意大利帕埃斯图姆考古公园的官员，比3年前参加这一研讨会的机构多了13家。
英国文化机构在美国活跃多年。得益于一个650万美元的捐赠，泰特美洲基金会于1988年在美国成立。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慈善组织，旨在在南北美洲为英国泰特美术馆筹集资金，购买艺术品，资助泰特旗下的展览、学术研究、教育等项目。迄今为止，泰特美洲基金会共筹集约3亿美元，购得罗妮·霍恩、路易斯·劳勒等数十位艺术家的作品。基金会总监理查德·汉密尔顿说：“泰特已经从美国模式中受益——在世界各地筹钱。”
有时候，努力提高捐赠的举动是由充满激情的博物馆爱好者发起。2009年，法国奥赛博物馆的爱好者们在美国创立了“奥赛美国之友”。美国人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对奥赛博物馆捐赠现金或艺术品，并获得税收减免。该组织主席彼得·所罗门表示，每年可募集100万美元至150万美元。不过，“奥赛美国之友”对于其支持的对象十分挑剔。该组织曾募集约15万美元，帮助奥赛博物馆修复法国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的一幅作品。“我们不会把募集来的钱给博物馆支付工资，这些费用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所罗门说。
在法国，博物馆从企业获得捐赠比从个人容易得多，这是因为法国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激励。例如，企业可以从应纳税的所得额中扣除捐赠的价值，从而减少企业税收，但对于个人捐赠的税收激励远低于企业。这样一来，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支持文化机构的钱来自他们的税收，为什么要支付两次?另外，据“卢浮宫美国之友”的创办者苏·迪瓦恩介绍：“50岁及以上的法国人脑中还存有找国家要钱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文化机构就应该由国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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