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至12日，由文化部、四川省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遗国际论坛在成都举行。马达加斯加文化和手工业部部长布丽吉特·拉萨·莫利埃，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李雄，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党委书记蒲通等出席论坛。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朝戈金致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介绍了本届论坛的基本情况。
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论坛以“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通过“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现代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养”3个议题的研讨交流达成了共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履约能力的提高提供智力支持。
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如何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实现非遗再创造?在现代教育的社会背景下，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有哪些途径?
在9月11日至12日于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遗国际论坛上，这些重要的话题被集中提出。显而易见，答案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流理解、互学互鉴。正如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在致辞时所说：“面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给非遗保护带来的困惑和巨大挑战，我们有信心凭借非遗节这个国际交流平台，吸收各兄弟国成功的非遗保护经验，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保护好祖先留下的优秀珍贵文脉，将非遗与当下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巧妙对接，使非遗有机嵌入当代的社会生活体系。”
论坛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朝戈金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向与会嘉宾表达了敬意、欢迎和谢忱。朝戈金说，不少来宾过去不止一次来过成都，参加了以往成都主办的非遗国际文化和学术活动。有理由相信，今年的非遗国际论坛会和以往论坛一样，给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着的非遗工作带来新的思考和新的工作指引。
一天半的时间内，近20位代表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听会者也是有备而来，提问环节让主持人兴奋又作难——放眼台下，一只只手越举越高，一双双眼睛充满信任与渴望，毕竟，谁都不想错过向权威专家当面请教的机会。
现代化和非遗如同水和稻谷
“在我看来，现代化就像一阵风，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会到哪儿去。它可以带来花粉，让世界更加丰富美丽，也可能带来各种弊端。现代化和非遗应该如同水和稻谷，它们虽然完全不同，但无论在稻田里、在锅里，都可以相互配合。”马达加斯加文化和手工业部部长布丽吉特·拉萨·莫利埃的一席话，赢得了极为热烈的掌声。
在“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议题的探讨中，多位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在主旨发言中说，非遗中的传统手工生产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若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破除思想上的工业迷信，从生产性保护入手，振兴手工业等非遗的发展。
南京大学教授徐艺乙说，现代化让一些非遗彻底离开了生活，成为人们欣赏、研究的对象。究其原因，是现代化的进程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口传心授式、非文字记录的知识体系非常脆弱，一旦艺人去世，很多技艺就面临失传。在现代社会当中，应把重建符合传统的生活方式作为保护非遗的一种方式。
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说，非遗保护让我们重新看到人类社会的领悟性。中国在进入新文化体系时，往往否定了传统内容，对于中国人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比任何地方都备受关注。非遗保护是这个过程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之后的产物，其理念强调文化的礼物属性。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卢端芳说：“保护非遗的意义不仅仅是记录一首歌，更在于歌唱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中，就连最偏远的农村也开始使用砖、混凝土，而不是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千城一面”，也使得传统建筑技艺飞速消逝，这是非常可惜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户晓辉从哲学观角度分析了文化多样性及其两大原则，他从公约切入提出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全球现代化条件的反向思考。“从客观上来看，中国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正在经历从情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过渡的过程。保护非遗和文化多样性的实践，给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良机。”
喀麦隆艺术和文化部国家博物馆协调员迪亚娜介绍说，在喀麦隆，政府推动着名为“国家文化产业地图”的项目。通过该项目，决策部门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从而更加充分地了解文化多样性。
台北艺术大学兼任教授江韶莹以八部合音、中元普渡非遗项目为例，介绍了我国台湾非遗的发展与保护经验。
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师、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拉胡尔·戈斯瓦米已是第二次来成都参加非遗节。他主持了“文化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这一议题的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青做了题为《文化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的主旨发言。田青说，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工业化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变化，但是非遗保护工业化可能会消灭差异性，使非遗项目进行规范化方式的生产。我们要警惕非遗在工业化、商业化、旅游业化所带来的根本变化，不能让非遗项目消失。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百年话题，文化变迁的产生有其选择性和继承性，集中了手工艺人个体的创造力。创新的变迁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对手工艺技能的保护，不仅包括传承和研究，也包括振兴，对手工艺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的激发，实现活态传承。
塞内加尔文化和新闻部文化遗产司司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吉斯带来了《塞内加尔的学术报告》。他指出，要重新思考如何完善教育体系，让年轻人为祖先留下的财富感到自豪，在坚实的文化基础前提下，找到一种和经济发展不相违背的方式来保护非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莫曲布嫫围绕翻译“厘清概念”之间的关联、错位与对接，探讨了非遗的定义、基本领域及其保护措施等核心理念。她指出，从母语的角度出发，在使用一些术语时要界定清楚，不要让他者对文化的独特性产生误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西亚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亚都拉·帕默恩强调，非遗的再创造是其时代传承的基本条件，文化变迁有其必然性。基于此，他阐释了非遗首先要理解自然过程，要依靠社区、群体及其个人对于其文化本质和外在因素理解的观点。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馆长钟秉章指出，脱离原有特质去追求创新，或者一成不变守住古老技艺，显然都对非遗发展不利。挖掘文化内涵，引导人们接受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手工艺开发被市场接受的产品是其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
苏州市苏绣艺术创新中心主任张美芳则认为，传统技艺不是僵化的东西，要通过再加工重新组合传统技艺。随着时代的变迁，要以文化的理念引领传统技艺的创新，这是对非遗最好的保护。
非遗传承要有教育支持
在操作层面，非遗传承的关键之一是教育。在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主任许蓉的主持下，专家们围绕“现代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养”议题展开了讨论。
印尼教育文化部分管文化事务副部长顾问高拉·曼卡格里塔迪普拉说，当今，传承是一种保护手段，目的是培养非遗传承人和欣赏者。可以考虑把非遗植入学校课程，加入本土特色或作为课外活动的一部分。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和研究经历，提出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过程中“教研一体”的重要性。他说：“仅剪纸艺术就有34种类型，这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非遗需要我们参与。每一项遗产背后一定要有教育和研究的支持。”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唐文忠特别提出职业技术院校应在培育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他结合该校个案，提出了将学校发展的路径与非遗传承人培养相结合的探索。
中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现代教育体制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是知识技能系统，更是人文素养和价值观念基础性系统，在文化多元格局当中，现代教育体系应该完善现有教育内容，以实现对其民族文化认知与传承能力的作用而显现教育职能的现实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提出，非遗传承人培养不仅需要政府支持、媒体关注，还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作用，将广义传承人群和狭义传承人群培养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当中，以社会教育培养广义传承人，以职业教育培养狭义传承人。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金江波说，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往往只是传统技艺传承，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传承则可能被忽视。要将生活创意、生活方式及生产工具转变成为新的养成方式，传承人既要传承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也要创新、思变。
波兰文化和国家遗产部古迹保护司乔安娜·埃娃·齐哈·库肯斯卡最后一个发言，详实地介绍了波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以后所开展的文化保护实践。
传播非遗知识 激扬文化情怀
在论坛总结中，中国非遗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罗微说：“从感性的角度，每一位发言代表都充满了对非遗的真挚热爱。从理性的角度，各位发言代表基于学术概念和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交流，有见解、有主张、有碰撞，也有共识。从人性的角度，我们都向善，也是这次论坛的收获。这源自于非遗给我们的情怀，也是文化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大众更加了解非遗，参加第五届非遗国际论坛的部分专家还走进高校，面向大众举办3场讲座。卢端芳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了“传统建造技艺再生之道”讲座，拉胡尔·戈斯瓦米在四川大学开讲“文化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汉声》杂志创办人之一、总策划黄永松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就“民间手工艺的活化与保存”举行了讲座。
在前几届论坛形成的成果性文件《成都宣言》、《成都共识》、《成都倡议》、《成都展望》的基础上，本届论坛将对与会专家发表的论文进行收集整理，并结集成册，并将被作为第五届非遗国际论坛的成果，为今后的非遗研究提供珍贵资料和参考。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陈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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