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不奴颜媚骨，敢于抵御外侮的杰出爱国者。综观左宗棠的一生，审视他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即：近代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行者。
一
早在左宗棠的青年时代，他就是一个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志之士。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时年28岁的左宗棠不过是个“山野草民”，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勤奋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以便了解对手，认识敌人。他以保国卫民为己任，提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左宗棠全集》书信第16页，以下简称《全集》）等具体御敌措施。
1858年（咸丰八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北上攻占大沽口。其时左宗棠仅是湖南巡抚的一位幕客，他却积极建议：“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尚可得志。”（《全集》书信一，第298页）形势发展果不出左宗棠所料，“更有不堪”的局面出现了：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劫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此时，左宗棠已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并独自组成一支“楚军”。他立即向曾国藩请求，由自己率兵北上“勤王”，但此议因清廷已经与侵略者签订屈辱和约而未果。
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我国南疆，势力直达乌鲁木齐，并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民政权。随即，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伊犁，以作为它鲸吞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强了对南疆的渗透，力图把阿古柏政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沦陷，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震动朝野。恰在此时，日本又从海上入侵台湾，西北、东南狼烟并起，海防、塞防同时告急。是否立即出兵收复新疆成为清廷内部争论的焦点。廷臣和有关督抚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奏稿六，第164页），要求停撤西征之军。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一面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全集》奏稿六，第188页）他还反复重申：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
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畏艰苦，殚精竭虑，为西征筹兵、筹粮、筹转运。因军饷匮乏，不得不四处求告，甚至不惜背负骂名，重息举借外债。为提高西征军的战斗力，出关前还加强了部队的整顿和训练，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又重申军纪，严禁杀掠奸淫，并推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的俘虏发给衣服、粮食，予以释放，使敌人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从而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收复新疆之役在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和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从光绪二年六月至光绪三年十一月历时一年半，终于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
为收复伊犁地区，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痛陈“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全集》奏稿七，第421页）一面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老当益壮，大义凛然，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全集》书信三，第535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下旬，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哈密，既表示抗俄的决心，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1881年2月12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俄新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签订的条约，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除抗日战争外），中华民族难得一见的胜利。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
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诗《凉州词》中的佳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幕是：西征的清朝大军沿着夹道成荫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边塞，让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
进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于吞并越南南部后，继续进攻北越，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甚至疯狂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窃谓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全集》奏稿八，第262页）。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立即行动起来，巡视沿江炮台，校阅民间渔团，部署长江口防务，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光绪十年），左宗棠在一份“时务说帖”中断言：“迨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全集》札件，第607—608页）
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法国不宣而战，其海军袭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左宗棠以72岁的高龄及衰病之躯，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并于12月14日进驻福州。一抵前线，他立即布置防务，亲自巡视马江两岸，又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一步。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口授遗折称：“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在祖国饱受欺凌、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左宗棠以其铮铮铁骨，报国豪情，“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和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景仰，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颂的：“绝口不谈和议事（所谓‘和议’实则屈辱投降—引者），千秋独有左文襄！”（《全集》附册，第783页）
二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这一变局的特征是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席卷着世界，也席卷着中国，近代化的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即魏源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此，左宗棠极为赞赏，认为“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犹禹鼎铸奸，物行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全集》书信三，第346页）。为把“师长”的主张付诸实践，他大声疾呼：“策士之言曰‘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全集》“诗文·家书”，第292页）
左宗棠把“师夷长技”的首选定位在仿造轮船上，因为“从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全集》札件，第575页）。1864年，左宗棠曾在杭州试造蒸汽船，1866年（同治五年），他正式上折要求建设近代化造船厂：“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左宗棠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全集》奏稿三，第60页、第63页）
正是在左宗棠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迅速批准了兴办近代造船厂的计划。1866年8月，左宗棠选择在福州马尾山下购得民田100亩为厂基，并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轮机和船槽等；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即后来的船政学堂），以培养本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特推荐“久负清望”的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他自己也表示“身已西行，心犹东顾”，一直关注着马尾船政局的建设。马尾船政局终于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卷一），亦可谓“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左宗棠来到陕甘后，也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特别对在甘肃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寄予厚望。早在创办马尾船政时，他就提出“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全集》奏稿三，第61页）。1878年5月（光绪四年四月），左宗棠委托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招聘德国技术人员，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优势，设立机器毛纺厂，以“为边方开此一利”（《全集》书信三，第297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购自德国的机器设备4000余箱辗转运抵兰州，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纺锭1085个。是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虽然该厂后来因经营不善被裁撤，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左宗棠也不愧是我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三
左宗棠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他是一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行者。他不仅是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爱国思想、经济思想、从政理念、军事思想、教育思想都有独到之处。
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左宗棠不仅秉承先贤遗训，而且付诸实践，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抗击外侮，反对妥协、投降。当英国侵略者挑起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当新疆大片土地沦丧，边疆危机空前严重时，左宗棠愤然表示：“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全集》奏稿五，第403页）为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他又“舆榇出关”，并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他宣称“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如遇“寇警”，“防所既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其铮铮铁骨、为国效命的精神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
自强、自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宗棠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坚持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三，第570页）此言是多么深刻且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仍可作为全体中华儿女发愤图强、实现中国梦的格言。
左宗棠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并进而提倡“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陕甘主政十几年，坚持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禁种罂粟，举办赈务，振兴农牧，筑路植树，开矿设厂，兴办教育。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总是尽力去做。左宗棠为官，不但奉公守法，认真做事，而且严于律己，磊落做人。他拒收任何不正当的收入，俸金多用于捐款赈灾，兴教办学、资助廉吏，正如他在一封家信中所言：“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全集》“诗文·家书”，第196页）。在晚清官场，这是一般为政者很难做到的。时至今日，也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诚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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