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我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随外出劳务大军来到了古老的东非,来到距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两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在没有来到这里之前,非洲大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黑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落寞的眼神,饥饿和贫穷,甚至不时出现的瘟疫。
说是小镇,倒不如说是一处凌乱的村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为当地人建设一座自来水厂,并规划建设当地的工业区,就仿佛国内的经济开发区之类。来到这里,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贫穷和荒凉的滋味。
对于埃塞俄比亚的了解,除了报纸,更多的是通过与当地工人的日常接触。我们公司除了管理人员和高级施工人员是从国内派去的,大部分一线工人都是在本地招聘。我是施工员,公司为我安排了一个当地小伙子——卡勒迪,给我打帮手,帮我举拿测量仪器,记录测量数据之类。这是个很精干、很淳朴的小伙子,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做起事来非常卖力,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茫然的眼神、愚钝的表情,我们配合的很好。
卡勒迪在当地应该算是一个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上了六年的学。虽然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工程施工,但在我的带领下,很快便掌握了一些常规的操作。他很好学,每次和我出去测量或现场组织施工,都见他在本子上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一些数字,甚至我说的话。有一天,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他想拜我为师,想多学点施工知识。我委婉的推辞,没有想到平时精干朴实的卡勒迪眼睛里竟充满了泪水,他说他想改变自己,想多学点知识。他对我说,他很幸运地来到我们公司工作,而在本地根本很少有工作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国家很贫穷,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而深层的原因,除了自然资源匮乏,更多的是缺乏知识,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是中国人来到这里,让他们看到了知识和科技的力量。那一刻,我很感动。
而在这之前,有一次我和卡勒迪去当地的车站办事,沿途看到的是男人们三三两两蹲在墙角聊天,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还有一些几岁大的孩子已经学会了沿街乞讨。他们看见我,边冲过来,边喊道:“China, one Ber”。回来的时候,卡勒迪对我说,这些孩子已经被惯坏了,什么都不做,只会乞讨。看着这样的情形,他觉得非常难过。他说,资源匮乏,贫穷落后都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改变自己生存条件的斗志。
从那时起,我知道卡勒迪和那些茫然的当地人不一样,他是个有着梦想的年轻人。我没有明确答应他的请求,但我在工作中,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时,我会尽可能的分析给他听。而每次,卡勒迪的眼睛里都会充满感激与欣喜的目光。他会不时的问我一些技术或施工中的问题,我总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因为我觉得,我们来到这里,当地人待我们,像朋友一样友好。而我们来到这里,更是为了帮助这些暂时还很困难的国家和人们,给他们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发展他们的工业和经济。
2008年春天,我因为工作的调整,即将回国。有天中午,卡勒迪很诚恳的邀请我晚上去他家做客,我委婉的推脱,可是卡勒迪无论如何也要请我吃顿饭。盛情难却,我只得答应。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卡勒迪家,更是第一次在当地的私人家里做客。房子矮小,泥巴的墙壁,屋内的摆设更是简单,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几乎没有任何家当,但很整洁。吃饭的时候,卡勒迪端上来满满一盘子的英吉拉和一大盆子的“瓦特”。英吉拉是用当地苔麸粉或是大麦粉做成的糊经发酵后,烙烤而成的酸酸的灰色软饼子,是当地人的主食。而“瓦特”,卡勒迪除了放了日常的土豆番茄,更是放了很多牛肉、羊肉,而这是当地人招待贵客,才会如此奢侈的。
那晚,卡勒迪拿出他两年来的学习和工作笔记,几乎囊括了我们做的项目的所有技术和施工要点。卡勒迪真诚地说,是我给了他知识,是智慧的中国人民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会继续努力,而我更是他永远的老师。卡勒迪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国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埃塞俄比亚,可能以后也不会再去了。但我会时常回忆在那里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卡勒迪——我的学生。后来,我听还在埃塞的同事说,卡勒迪自己组织当地工人,成立了一个施工队,除了帮中国公司工作之外,他自己也开始承接当地的一些小工程,听说干的很不错。我很欣慰,有卡勒迪这样的学生,我更相信,在埃塞俄比亚正有越来越多的卡勒迪,在尝试着改变自己,改变生活,改变一切。而这也正是我们每个曾经援非的中国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