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精神的遗失与重拾

 

    话剧《伏生》剧照

    评剧《母亲》剧照

　　日前，波兰当代著名戏剧导演陆帕的作品《英雄广场》在天津首演后，引起广泛评论，伴随着该剧导演继2014年、2015年携带3小时长度的《假面·玛丽莲》和5小时长度的《伐木》，和由其弟子、波兰中生代著名导演格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带来的4个小时时长的史诗剧《阿波隆尼亚》来华演出引起的反响，我们的戏剧家们，也在不断反躬自问：戏剧和现实，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共生关系？

　　从《英雄广场》到《阿波隆尼亚》，以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撒勒姆的女巫》、《死神与少女》、《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丽南山美人》、《黑鸟》、《十二公民》，都在探讨戏剧作为一种艺术，与历史和现实、与人类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戏剧被置于深度关注，甚至介入现实的位置。这种关注和介入已经不再是空泛地现场提出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而是将力量附着在剧中一个个具体的人物身上。当话剧《英雄广场》中，来自楼下英雄广场上狂热的叫嚣从影影绰绰变为震耳欲聋（这是1938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将坦克游行的广场命名为“英雄广场”时，奥地利民众发出的欢呼）；当《阿波隆尼亚》在结构上将古希腊悲剧时代和二战期间牺牲自己保全他人的阿伯隆尼亚打通，探讨人类残酷的杀戮历史和个人牺牲的意义时……我们会被戏剧对政治历史、社会生活和世俗人心的表现、探寻、发掘而感动。尤其是当这些创作者力求用戏剧作为民族表达的最好形式，且达到了审美与哲思的高度时，我们会对戏剧的功能、意义有更多面更深刻的认识。

　　回望近年来的中国原创戏剧，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话剧《伏生》作为2014年极具震撼力的原创作品，主人公伏生为了保护一部典籍而满门覆没、忍辱偷生的行为，具有着十足的悲剧力量。全剧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文化的膜拜与守护，凝结在具体的人物形象中。通过对伏生和周边形形色色人物的细腻描画，实现了对生命、文化的礼赞，和对人性的思考；评剧《母亲》则以细节取胜，那些质朴生动、从人物血液和命脉中长出来的细节，刷新着抗战题材的叙事方式，也有着动人心弦的魅力，从而成为2015年原创戏剧舞台上一种暖色，一抹亮色。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投入很大、宣传很多的作品在揭示现实方面显得浅显和浮泛；在戏剧深度的延伸上，少了幽远与曲折，而显得直白和仓促。诸如此类的戏剧作品有的切入点太大，采取宏大叙述，有的是被市场驯化的都市戏剧（白领戏剧）。因为缺少戏剧精神的烛照和支撑，前一类作品，多数停留在对题材意义的高扬上，而未进到戏剧的审美层面，从而缺少触动人心的力量；后一类作品，以减压为理由，干脆将戏剧舞台出让给相声、段子和杂耍。我们面临着一个物质、观念和思潮如此丰富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戏剧艺术并不因此丰润饱满，反而类型单一、内容干瘪、形式重复、缺乏想象力，让我们的舞台，既少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欧阳予倩、曹禺、老舍等为代表的剧作家群创造的戏剧“黄金时代”的戏剧追求，又远离了改革开放之初对人与社会的种种发问与思考，而显得苍白和俗气。

　　戏剧精神在舞台上的缺失，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作品看不到理性的光芒和哲学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对事件的叙述和热点的追逐上。这与戏剧编导的理论储备有关，与文学、哲学修养有关，更与对戏剧艺术能够达到的宽度、广度、高度有关。小说，是一个民族隐秘的历史；戏剧同样是。甚至可以说，戏剧是文学中的文学。但文学精神和作家独立表达的精神在戏剧艺术中的缺位和退场，对文字本身的敬意，对文学纯度的追求，对舞台这一空的空间所能架构和达到的时代宏阔、历史厚度、人性深度、哲学思考和美学追求等的欠缺，也使我们的戏剧舞台总显得与现实隔膜，与历史和社会的厚度无法匹配。我们的创作者习惯将作品的肤浅与无趣，推给社会环境的制约，误认为社会还没有提供给戏剧蓬勃发展的多种力量，久而久之，创作者独立表达的意识和愿望在不断衰减。以至于，很多创作者到了最后已经很难分清楚作品中的那些局限，哪些是真正来自客观环境的限制，哪些是来自自我的束缚。比起有形的限制，主动放弃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更为可怕。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所有的限制都不存在了，你还具备不具备“写作”和“表达”的能力？

　　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戏剧精神对于舞台的支撑，重新认识戏剧对于社会的功能，以及戏剧表达社会的“可能性”，认识到文学对于戏剧艺术的重要。戏剧是将民族历史与个人世界具象展现在观者眼前，更为直接的、立体的文学样式。因此，人类对世界、对社会有怎样的实践和探索，戏剧就应该能伸展和抵达，甚至走得更远。戏剧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可能性绝不仅仅只是好人好事的讲述，也绝不仅仅只是一件事件的起承转合，甚至不仅仅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人、社会与世界的一种链接。同时，要实现文学精神重归舞台，剧作者的文学修养、历史哲学积淀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则是真诚的写作态度，对生命的悲悯情怀，以及始终保持敏感的心灵。尤其是当下，在体制和市场的双重裹挟下，剧作者很容易让笔端滑向世俗和浮躁。那么，在写作中就要时刻提醒自己：只有进入到艺术层面，进入到个体精神世界，这种写作才是文字本身、文学本身的，才是有意义的！

　　近年来，在谈及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时候，“讲好中国故事”被不断深化。的确，深厚的、从未间断的文脉，复杂、深邃的民族性，以及抵御外强、一路披荆斩棘而来的历史，足以让我们的舞台诞生出更多的撼人心魄、感人至深的作品，也应该有更多的充满思考，具有温度、深度和厚度的作品，以实现戏剧的中国表达和国际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