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2009年10月29日做客新华网,向大家解读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外文局是如何对外传播中国信息、展示中国文化的?谈一谈随着日益全球化,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巧妙“出口”我国文化,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背后的“软力量”系列访谈的第二期。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外文局是如何对外传播中国信息、展示中国文化的?随着日益全球化,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巧妙“出口我国文化,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做客新华网,向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欢迎您周局长!
周明伟:谢谢。
主持人:周局长,我知道您刚刚参加了在法兰克福落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这次您也是第6次参加了书展。不知道这次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外文局很多网友还不太清楚是从哪年开始参加书展的?
周明伟:中国外文局成立于1949年,同新中国成立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建立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对外传播机构。它目前有10个出版社,24个期刊,有以中国网为代表的30多个网站,以及它有独立的研究机构。还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图书对外进出口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是中国最早用多语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机构。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向对外输送文化产品的任务,特别是书刊出口量一直占到全国书刊出口总量的50%以上,在80年代以前是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书刊出口的80%以上的份额是同国图有关。最近几年中国出口图书的总量增加了,但是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仍然承担了50%以上的书刊的出口。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同类文化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应该说它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从书展情况看,中国展台确实是整个书展最大的亮点,它展出的内容、数量也是历届主宾国展出图书和内容最丰富、最多的一届。
您刚刚问到对这次法兰克福书展的特点或者印象。我觉得我有三个印象:一是国际图书出版业高度关注中国的图书,这点是非常明显的。不仅仅是反映在中国对世界图书贸易上,这些是历年来没有过。
二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出版的综合展示,展示的不光是中国文化产品,还多元地表现了中国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展示了中国的出版机构和它的海外联系;展示了很多同出版相关的文化产品;也包括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等。在这个舞台上它反映了比较综合的中国文化的力量,因此在当地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和欢迎。
在图书出版业的同行当中对于这次书展的评价还是相当充分的,很多展商都认为看中国展出的书是开了眼界,因为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中国的出版业,对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有了一个相对浓缩但是很全面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主持人:如您所讲外文局在中国出版界有最长参加国际书展的历史,那这次外文局参加书展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周明伟:1952年9月,外文局所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派人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1956年10月,我局所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了第8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外文局一共提供了1300多种图书,其中90%以上是外语图书,涉及到11个语种。在这1300种图书当中有近400种图书是去年法兰克福书展以来专门为今年主宾国的活动定制的图书。外文局的图书在整个书展上占到整个中国展位外文图书的70%以上。
从这次书展来看,我们外文局图书大概分六大类:一类是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关于当代中国的情况);二是关于中国文化和她的文化传统、文化作品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养生,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些图书;四是中国的文学作品,有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是六、七十年代几代人努力的著作,直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作品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五是汉语教学类图书;六是儿童类图书,儿童类图书也是在整个展场比较受欢迎的图书。
至于这次的特点,我觉得第三个特点就是法兰克福书展历来是出版大国的展场,一些出版发行的大国,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他们的展场以往都是整个展区最热闹、图书最丰富、实力最强的。但这两年,特别是今年的展场情况,我们明显感到相比中国展场有些变化。
有不少欧洲的、美国的出版发行大国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最近几年,特别是新技术、新媒体发展的影响,它们的图书在结构、发行和页面形式上有了不少的变化。因此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不少国家的参展商缩小了展位,有许多大的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在今年也都都缩小了展位。
从图书的内容和种类来看,相当一部分流行的图书今年明显减少,而儿童读物数量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只有老年的读物和儿童的读物有所增加。原来流行的有国际版权的图书明显减少,展场热闹的程度同以往几年相比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和中国展区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主持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国际书展。作为书的桥梁作为外文局体会得可能更深,那您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是什么呢?
周明伟:应该说图书出版在整个对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同世界进行文化沟通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最重要,也是普及能力最大的一种形式,有着它自身很大的难度。
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难度首先反映在它的语言上,尽管中文是国际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是相对英语还是一种小语种,包括在文化作品使用中,它的使用还是在相当小的范围内,因此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去,要过的第一关是翻译关。
这几年整个中国外语水平的教育和研究使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翻译能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但是要把中国文化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过程,外文局在几十年的经历中也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转换的问题,更难的是一个跨文化的交流,是跨文化再创作的过程。
首先作品本身要好,但是有好的题材还要有好的语言翻译能力,在翻译过程中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来直接翻译。这是一个文化转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这个难度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翻译来说要大得多得多。
它是一种交流,不是单向的你把它翻译成一个作品就成了,它必须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它的难度自身还在于你即使有一个好的作品同时又有一个好的翻译,还必须有一个能够融入当地主流的发行推广的渠道,没有融入当地的发行推广渠道,再好的作品也很难成为广大受众所认知的作品。
这几年我们所做的努力大概要分几方面:首先是请外国人帮我们列选题,一起来共同研究国外的读者最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话题是什么,在选题上首先能够贴近外国读者需要。然后要选择比较好的中国的题材和实现选题的能力。形成这个产品以后,要找大量的有关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加以专业的指导和修订,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让外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这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主持人:周局您刚才说的话已经快回答了我下面的问题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外文局在对外传播中国信息、展示中国文化上作了哪些具体的努力?
周明伟:应该说有几个方面:首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几十年来,致力于建立一支由中外人员组成的语言翻译的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有非常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他能够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有文化交流和再创作的能力。
二是在海外能够建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创作机构。外文局在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外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6个分支机构,涵盖6种语言。其中这些机构包括本土化的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和期刊编辑机构。应该说在这几年的努力过程当中,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更加贴近当地读者的需求,更加适合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更加贴近他们思维习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努力。
我们的海外机构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它的成绩是比较显著的。比如说我们三类海外机构当中第一类是海外发行。目前在数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海外发行机构,比如英国、德国、美国和香港。在香港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香港的和平书局到目前为止,年经营额已经可以达到2000万元以上,去年是达到2200万,而且有数十位当地的员工。
我们在德国的分支机构只有两个半员工,两个是我们外派的,其中有半个是当地非全职员工。两个半员工去年一年所实现的净营业额达到27万欧元,是当地的一个纳税户,每年靠他们直接的营业不但能够维持这个发行机构本身的需求,而且能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我们在英国的发行机构也是两个人,去年已经实现70万英镑的经营额。在美国的发行机构过去连续几年平均的营业额也在70万美元左右。
第二类是海外出版机构。我们选择、策划了一些好的题目后就直接用当地的人创作。选用中国的素材请当地人直接翻译成比较成熟的出版物或者直接用外语写作图书。在海外我们翻译了近300本图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很受当地市场关注,取得比较好的效益。
第三类是期刊编辑出版。外文局已经有6本期刊用4种语言,在当地实现本土化出版发行,目前已经有50%左右的稿源是同当地的策划和编辑有关的。大部分的发行印刷已经前移到对象国。这表面我们对外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更加贴近当地的市场,贴近当地的需求,贴近海外受众接受文化的习惯。
主持人:回顾历史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硕果累累。面对未来,尤其是现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外文局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对将来又有怎样的打算?
周明伟:应该说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是中央提出的极其重大的战略举措。中国在整个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能走多远,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能发挥多大?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有更多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相当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的软实力。就是我们用文化的方式说明中国、介绍中国、交流中国。从目前看,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中国国际化的程度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离的。
就您刚才讲到的图书而言,虽然中国目前是图书出版大国,但是能够为国际读者所熟悉和接受的中国图书,目前数量还是相当少的,这与国际社会热切希望了解中国信息、了解中国文化、接触中国文化,并同中国交流的需求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应该说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目前全球学汉语的人数达数千万,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四千万的人在学习汉语,再加上原先已经有汉语基础的一些人,能够用汉语直接了解中国文化的应该说是超过四千万。他们对了解中国信息是有很大的需求,再加上各个国家由于同中国的交往,由于中国本身的发展的需求,用他们本国语言了解中国的信息的需求更大。而目前能够适应这个读者群,无论是从数量、质量还是形式上,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第二,中国图书这几年有了极大的发展,应该说这同中央最近几年强力推动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解放有关,也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特别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有关。但相对整个经济走出去的水平而言,我们文化产品还是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就这点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
您刚才讲到的从软实力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要有很扎实的举措。一方面要进一步从改变体制机制方面着手,在同整个国际出版业、国际文化交流过程当中,首先在体制机制上体现它的先进性和竞争性。如果我们的体制机制竞争不过别人,要实现一个比较强的软实力是比较难的。
同时要有实现软实力的具体的能力,包括我们一直所说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还需要有相当一批专业的人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能够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出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样才能够不断夯实同外国文化交流的基础,扩大交流的范围,中国文化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外文局在这个过程中将会顺势而上,加强同主流出版机构的合作,一方面要借船出海,善用海外的力量,同时要更多地扩大利用国内和国外的资源,包括翻译资源。刚才讲到我们在对外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显然不适应国外市场需求的方面,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
我这几年出去明显感到我们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推介远远落后于国外的需求。一般人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多数不是靠它的时政新闻来获悉的。像小时候我们的成长过程一样,我们当时对苏联的了解,对英国的了解,对美国的了解就是靠那几本小说,这几本小说基本构成了对那个国家价值观念、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本了解。
而让国外的人通过文化的方式来了解中国,没有足够的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推介,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但是文学作品主要是靠我们自己,有许多是靠我们的翻译大师来翻译完成的。但是,即使这样也远远满足不了国外市场的需求,也不能完全满足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因此这些年我们需要借鉴更多的国外的翻译力量,用使用母语的当地的、国外的好的翻译力量,既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同时也了解中国当代的发展,了解中国社会的近况,这些人翻译出来的作品可能更有吸引力,这是未来几年我们要下功夫做的东西。
主持人: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出版大国、文化大国,但是不能很明确地说我们是一个出版强国或者是文化强国,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周明伟:语言还是一个客观的因素,中文在国际语言当中是一个小众的语种。因此我们大部分的作品如果不能比较好地转化为别人使用的语言的话,其他人可能很难获得足够的和有深度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因此语言的翻译还是一个需要下大功夫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来做。
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作品的翻译不是转换成对方的语言这个过程就完成了,我们有些不成功的例子表明很多作品是翻译了,但别人看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很多文学的语言不能通过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使它体现文学本身的魅力和它的涵养。这件事对于很多翻译而言是蛮压抑的,有时候甚至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下了大功夫翻译的作品,语言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别人看不懂,或者理解不了文学作品背后的大量的文化内涵,这个过程比语言翻译上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了解对方文化,能够有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来做这件事情。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走出去或者是影响我们的文化产品走出去,影响它应有的作用发挥的基本因素。
当然,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社会上、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也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和历史因素,这些因素在一些方面还是仍然存在的。
第三方面的弱项就是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活力,借助国际文化市场机制活力来推介我们的作品方面还有缺失。应该说既有我们作品的问题,同时又有懂国外市场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的问题。相信在整个对外走出去的过程中,这类人才队伍也会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更快地发展壮大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也应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用比较开放的方式大胆使用外国的员工为我们工作,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做这件事情。我们外文局海外机构目前外派工作人员30多人,当地雇员已经有50多人。我们发现,特别是在当地发行和文化产品的推广方面,依靠当地人,依靠当地人进入文化产品发行出版的主渠道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这个过程要让别人赚一些钱,要让别人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能够扩大共同的利益,这大概是一个很难舍弃的过程。而且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走出去的步伐才会更快,我们队伍成长发展的时间才可能更短。应该说还是有许多方面应该解放思想,需要新的方式和模式来探索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道路。
主持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语言的问题吗?
周明伟:是以语言为代表的跨文化的领域。
主持人:怎么讲呢?
周明伟: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翻译反映出我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现在翻译能力大大加强,但是要解读文化背后的力量和能力还需要更多的加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有很多好的文学作品,文字翻译出去语法和翻译本身的字对字的准确上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反映不出文化的内涵,反映不出能够为当地人所接受或者适合当地接受方式以及习惯的表达方式。他很难欣赏语言背后的文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让别人了解、喜欢这个文字背后的文化的美和文化涵养,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网友“真实性情”:为什么《道德经》在国外那么受欢迎,而即使在中国能理解的人也不多?
周明伟:《道德经》是国外很多汉学家推荐的大作品,很多汉学家认为要研究中国的经典文化不了解《道德经》是不行的。事实也是如此,《道德经》是一本非常综合反映中国经典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典籍。你要了解中国的经典文化你不得不谈《道德经》,因此在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经典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当中,这当然是应该引起他们关注和重视的,有的人用毕生的精力研究《道德经》。
这位网友问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在中国人中了解的反而不多,这就是身在山中反而不知庐山真面目。原因就是《道德经》里面的道德表述和表达已经灌输到很多文化作品中,已经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了,因此已经不需要,或者大部分人不需要专门通过读《道德经》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确实是这么一个现象,我相信在中国,无论是我们这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研究《道德经》感兴趣,因为它确实是中国文化表达的精华部分。
主持人:我猜测从周局长您的工作内容和角度来讲一定从外国的很多普通读者有联系,据您了解他们比较喜欢读的中国读书有哪几类?除了传统的经典著作近现代文化中他们喜欢哪些呢?
周明伟:您的问题是我自己常问自己,也是常问别人的问题。读者到底喜欢什么,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中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读者到底关注哪方面的东西。应该有几方面的问题,总体来说对于希望用专业的眼光了解中国的群体来说,基本的目光是放在当代中国,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近30年来,持续以8%以上的速度发展,要解读拥有13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这是用任何数学模式都难以做到的。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国际社会最关注的。
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兴趣延伸到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的兴趣,因此渴望了解中国经典文化的国外受众是第二个大的群体。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在全世界各种文明发展过程中还是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和特色的。就这点而言,国外读者对千年文明的好奇心,特别是这种文明对当代中国文明所起的作用的好奇心引导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兴趣。有些在他们看来是非常神奇的,比如气功、风水、针灸、中医药,也包括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欣赏,包括中国道德价值取向的理解,中国的人文观、社会观、世界观等。
第三个比较关注的内容是中国的语言,这几年国际社会对中国语言兴趣的极大的高涨,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国知识的需求,中国力量的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也在于在了解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以他们的母语了解中国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就会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的方块字是西方国家大部分语系所不具备的,我们的象形字同他们的语系是极为不同的,中国的文字就是文化的表现之一,因此学汉语的人数极大的增加,因此汉语学习和它附属材料相关的内容这几年的发展也是极快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三方面,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国外读者比较感兴趣的。我个人的感觉,一些以小见大的图书、有文化内涵的图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图书。
主持人:看来您对这个问题也思索了很久?
周明伟:对,当然这几年,特别是青年读者取向的变化,阅读方式的变化,网上读者和移动读者的增加,使得快餐阅读者大大增加,这既给文化出版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传统的、印刷类的图书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习惯或者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来阅读了。更多的是希望有网络的阅读和移动的阅读,或者是互动的阅读。
因此这几年无论是我们当代中国元素的介绍也好、经典文化的介绍也好、语言的教学也好,我们都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制作多媒体的、互动的阅读材料。比如我们互动汉语的教材最初是光盘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空间还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尽管如此,国外读者还是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因为它可以脱离教室来学习汉语。
这几年读者不断的反馈,扩大了互动的范围之后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11种语言,有些语种相当小,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类产品,也包括文学类的产品,在数据化之后,它的应用范围,读者欢迎的程度也大大增加了。应该说这也表明了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文化产品的传播来说还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您刚才讲到今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展示了我们用多种语言介绍中国、说明中国能力的增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成功,这点得到读者和很多经销商的高度关注,当地媒体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实际在书展进行的过程当中,书展本身的主要成果是它的版权贸易。在过去多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外文局在全国的版权贸易上始终成绩是最显著的,今年也是如此,法兰克福书展第一天我们就达成了109项版权贸易合同,应该说是相当鼓舞人心的。整个书展下来我们一共达成了332项版权贸易合同,还达成了155多项意向。总体来看,我们还是感到满意的。
令人鼓舞的是,近几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体现的图书对外交往成果,不仅仅反映在版权的贸易上,还体现在一些新的输出形式上,比如我们内容的输出,通常图书传统的做法是版权贸易,别人直接购买你的版权。近几年我们发觉有些好的内容在经过一些知名的出版商编辑后可能更能成为适合读者需求的产品,这比售出版权后的产品更能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结识更多的对中国有兴趣的出版机构,这些内容输出后不仅可以成为印刷的产品还能成为多媒体的产品。
法兰克福书展产生的第二个新的内容是近几年我们批量的图书出版大量增加,比如土耳其一下子购买了40多种介绍中国文化的图书。德国波罗的海大学在法兰克福书展和我们签了一个合同,他每年引进我们新星出版社十本书,他们认为这个出版社的书适合翻译成德语出版,这样他们就有一个连续的中国产品的供应链,这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也是有新的启示的。
第三个特点我觉得也是这几年新的发展。原先我们图书版权或者图书的销售主要是发往一些出版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几年发往西方国家的版权和图书数量本身在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版权贸易的相对比重在减少。这是由于有许多小语种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几年对中国图书的兴趣在明显增加,比如像黎巴嫩、土耳其、芬兰这些语种比较小的国家这几年购买中国图书,进行版权贸易的明显增加。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
主持人:在60年来外文局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外文局进行了哪些改革,改革对外文局的发展是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呢?
周明伟: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我们的文化产品要适合读者的需求,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且能够有效运用市场机制的活力推动我们文化产品的发展。
基于中央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最近几年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在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有了很多新的发展。今年以来我们的出版社都无一例外地开始推进体制改革,这将赋予出版社更大的适应读者和市场需求的发展活力,能够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赋予更多的同国际出版机构相接近的或者说是平等的进行交流的能力,提高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交往的能力。
除了出版体制机制的改革外,整体改革也在进行当中,相信会对我们的整个出版带来更大的活力,更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符合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革除长期制约文化发展的弊端。
对外文局来说,我们也将集中更多的资源建设好我们的海外基地,使得我们期刊的本土化能够更具体、更直接地反映和适应当地读者的需求。发展海外实力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海外发行,目前我们海外机构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承担的对外图书发行的任务已经相当可观了,这是目前其他大部分出版机构还难以做到的,但是这点相对于整个图书出版发行来说还是太少了。
因此我们有计划把海外的发行机构通过资源的整合和国内外两个资源的利用,赋予它更多的职能和功用,使得目前的海外发行机构能够进一步成为多语种中国图书的信息发布机构。对于海外读者来说,多语种的图书信息是读者获得图书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我们希望把海外的发行点建设成为一个地区的发行中心,首先是在多语种的图书信息方面能够成为信息发布中心;同时也要使我们的海外点能够成为地区客户的服务中心。要使得我们的海外发行机构适合市场机制的需求,就必须要有维护当地客户、发展当地客户的力量。海外中心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
第三,海外机构要能成为地区结算中心,不管发展如何,现在金融业的服务能力比较强,毕竟货币的种类和结算方式不一样,还要有当地的结算能力,很多图书流动不起来是因为结算产生了困难,我们要使海外点成为当地的结算中心,同时也要使海外点成为当地使用外地员工的基地,也是培养我们外向型人才的基地。
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它将成为很多小语种、小众图书即时印刷的基地。从海外读者需求来说,它的图书种类的分布非常广,不可能靠库存及时满足当地读者的需求。很多图书可能几年才有一本的订阅量,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库存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这几年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通过图书数据化以后,以在当地即时印刷的方式,使订阅少量的图书得以实现。
因此,要使海外出版发行机构更多地融入当地主流出版发行行业,通过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式,以资本、内容等多种形式同当地的主流出版发行机构结成结构上的合作关系,融入当地的主渠道。也可能在今后,在我们现在发展的基础上,购买当地的出版社,或者购买当地的发行机构,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地利用当地的社会和市场资源和条件,来支持我们的文化走出去。
以上这些有些已经付诸实施,有些还需要更艰苦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方向不会变。走出去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挑战也很大,但是我们将在中央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相信会有不断的发展。
主持人:确实,如何让更多的海外读者和普通民众更好地接受并且关注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确实任重道远。通过周局长这一期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非常感谢周局长作客新华网。感谢各位网友关注本次访谈,我们今天访谈到次结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