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澍与他的代表作宁波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人民图片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普利兹克奖评审辞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获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王 澍
我“恨”死象山校区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学生
“为何取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因为对于中国糟糕的建筑和新城市建设，专业建筑师需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生产了大量的垃圾建筑。既然这样，那我干脆当一个业余的好了。”中国建筑师王澍，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上如此“放炮”。
一天后，5月25日，这位“业余建筑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
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美誉的普利兹克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而王澍，是首位获得该项“世界建筑界最高奖”的中国建筑师。
该奖的评审辞称“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面对质疑，他相信，时间能帮助人们认清优劣，愿意自称“业余”
折桂普利兹克建筑奖，意味着王澍与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伍重、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等，一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
在颁奖典礼上，49岁的他，穿着标志性的黑衣，发表了获奖感言：“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个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那些他多年“孤独地坚持”的段子，近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生时代便宣称没有老师可以教他、曾与建筑工人一起做工、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至今只做过一个商业项目、从不跟风西方潮流、热衷于文化保护……有媒体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他：“异类的胜利”。
对于这个“异类”的胜利，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的评价是：“在他的作品中首次看到了中国当代建筑的价值，扎根中国传统和文化，他的建筑语言如同其他伟大的建筑体系，指引我们的内心。”
2011年开始担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张永和则称“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旧砖弃瓦中“悠然见南山”;宁波历史博物馆的瓦爿墙，引得一位老太太4次前往追忆“家的痕迹”;唯一的商业作品“垂直院宅”，希望让困在钢筋混凝土牢笼里的都市人寻回邻里温情……凭借东方的一砖一瓦，王澍用现代建筑这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的传统与当下交汇所迸发的精彩。
“在全球化、商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多是对于西方建筑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盲从。很多外国学者比我们自己还关心中国是否有本土的新建筑。”于是，王澍一直有意识地远离“主流”。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这份“非主流”：宁波历史博物馆使用瓦爿墙，曾引来甲方一阵“怒吼”;不少杭州市民觉得“垂直院宅”长得很丑、楼里的公共小院落无人使用……但帕伦博勋爵说，“所有伟大的建筑一开始都伴随着质疑声成长，但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它们是否伟大”。
王澍的胜利不仅在于获奖，更在于“如果以10年的期限来看，很难发现哪个中国建筑师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总跟随西方建筑风格的潮流而变化。而我有着自己的作品脉络、独特的探索。”
面对潮流，他认为，对传统的破坏，让人们看不清未来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王澍这样解读他的坚持源自何方。
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引发争议，是因为触动了社会的两根神经：一是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后，文化能否自然地“被发展”。显然，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延伸出一个“新世界”。
在建筑之外的“新世界”里，王澍看到北京城1900年的老照片，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北京那些有记忆的建筑已经拆到不可再拆了”;他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你去复制别人，别人不会觉得有意义，他们想看到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模样”;他提出“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它去追寻其他模式”;他更警醒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对传统过度破坏，就看不清未来”。
谈起中国的当代建筑，王澍认为，“现在，大量的建筑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包括乡村文化。应该相信，多条文化线索并存对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
他从乡村中受益匪浅，于是在城市中重筑乡村建筑。中国美院的一位学生来到象山校区，一下子愣住了，“我‘恨’死这个校园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王澍说，更生态的或者是更平民化的、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乡村，“如果城乡的发展平衡或者是乡村被建设好，是对中国现在城市化最大的贡献。”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世界具有某种样本意义：如何既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将本年度的大奖颁给王澍，则表现了评委会对于王澍建筑思想的认可。
建筑界“诺贝尔奖”首次将颁奖地点设在中国，也是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来传播建筑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会是世界建筑界最重要的地点。”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
“王澍获奖是众望所归，他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帕伦博勋爵的这句话让不少人为之一振。
获得普利兹克奖，王澍成为年轻建筑师心目中的榜样。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结束后，他被很多年轻人围住，签名、合影、提问……“比我做几个作品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些青年建筑师看到，用我的方式还能生存。”这位“孤独的”建筑师已经听到很多后辈表达了像他一样进行探索的心声，他的一个学生，无偿给客户做设计，甚至垫付材料费，只因为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
“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有这么多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思路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多一些‘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这样的“王澍效应”，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或许比首位中国人获奖本身，更值得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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