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曾被认为缺乏人情味儿的外国企业开始推崇敬老文化。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提及,澳大利亚的西太平洋银行把老员工称为“圣人”,请他们把银行未成文的知识进行编纂并典章化。美国航空与军工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则重新雇用退休员工,让他们当新雇员的导师。这些案例预示着西方社会对老人的贡献越来越珍视。
显而易见,这并非仅仅是西方企业文化的转变,而是社会发展之必需。西方国家急剧的老龄化,致使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修正对老人的态度。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自197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经增长了四五岁,有人预测到2050年还要增长3岁,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从1970年的65岁降低到现在的63岁。这意味着人们工作的年头越来越短,享受退休的时间越来越长。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自然容易出现养老危机。
也因为如此,各国纷纷制定提高退休年龄的目标。美国的目标是67岁,英国是68岁。但这里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简单的生理问题:人体很难对抗自然规律。怎么能把60多岁的人当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使?第二则是社会对老人的偏见。许多企业不愿意雇老人,一是担心老人体力不支,一是担心老人的心态随着身体老化而丧失了创新锐气,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管理和新市场。不过,笔者以为,发达国家经济日益白领化,不需要体力的案头工作很多,一些工作基本没有体力要求,这给老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华尔街日报》几年前就曾报道,日本甚至为干体力活的老人设计了特别工具,减少体力负担。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调查显示,自1996年以来,5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人比20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新企业,这说明老人的创意精神依然勃发。另外,老年员工的缺勤率明显比年轻员工要低,老年人更有经验、心理更成熟,是公司的宝贵财富。当然,为了老有所用,传统的生理极限必须突破。二战后席卷西方的健身文化,在这方面已有了显赫成果。比如美国的医疗制度就特别鼓励企业的健康投资,最近美国公布了一项针对534家企业的健身设施调查显示,1/5的企业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健身措施。经济危机逼着企业处处削减,但健身设施的投入不减反增。
未来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和西方国家类似的老龄化问题。老龄人口全部依靠年轻人赡养是不现实的,这就不得不要求力所能及的老人养活自己。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达到3个条件,而且都需要长期准备:第一,经济迅速向白领化转型。白领工作越多,老人的机会越多;第二,纠正社会对老人的偏见。老人不仅仅是赡养的对象,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对他们的能力要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现有的中青年职工,要好好保养。一是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文化水平,使之年老以后能够从事知识性较强的案头工作,一是对他们的健康负起更多的责任,使他们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