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归属感” 三位台湾作家加入作协

台湾女作家朱秀娟表示，加入中国作协，增强了自己对大陆文学界的“归属感”

　　不为官，即为民，前者为权重，后者稻粱谋，在中国，大多数组织这样黑白分明地存在着。但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却是个例外。“作家”一词赋予它自由浪漫的理想色彩，但对资源和权力的依赖却是其神秘而尴尬的背面。而它在民间的态度投射，以2007年为分水岭，也几乎断为两截——从 “专业权威”到“人人可骂”(作家陆天明语)。而自郑渊洁退出、韩寒痛批、郭敬明入会、金庸捧场等纷扰之后，首批台湾作家的加入，更令作协在组织层面，多了些若有若无的政治意味。

　　台湾作家寻找“归属感”

　　6月23日，陈映真、朱秀娟和莫那能三位台湾作家加入作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作家首次入会。

　　如果说去年此时以金庸为首的香港作家加入作协激起的尚是文学功用的讨论，那么此次“台湾作家进来”引发的势必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在文学意义之外，政治已不可避免地粉墨登场——尽管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强调“发展台湾会员主要从文学上考虑”，是“天时、地利、人和”。但他同时也说：“(台湾作家入会)这个工作做好了……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发挥一点作用。”台湾大众文学女作家朱秀娟则表示，加入中国作协增强了自己对大陆文学界的“归属感”。

　　目前，台湾媒体并未太多关注此事，原因可能在于除了久病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之外，朱秀娟和莫那能在台湾文坛“并不算太出名”。就连台湾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也承认自己有点“心虚”，“毕竟我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作家，台湾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

　　但在介绍三位作家入会的大陆作家陈建功看来，莫那能的诗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中国作协领导经过讨论也认为，三位作家都是有相当文学成就和影响的中国台湾作家。”

　　据陈崎嵘和陈建功介绍，女作家朱秀娟在台湾被认为是妇女代言人，多次往返两岸，是现代文学馆常客且有大批捐赠；而陈映真更是频频和大陆作家交流，主张“中国文学论”，反对文化“台独”；而莫那能则对台湾少数民族问题有深刻认识，对祖国有着炽烈的感情。

　　“他们加入作协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加入后，也会有许多作家提出这样的要求。”陈建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围城效应

　　近年来，有人进有人出，作协几乎成了一座“围城”。同样是“80后”，韩寒愤然远离，而张悦然、小饭、郭敬明等相继入会。在圈内，2003年，“为了保持作家应有的尊严，抗议腐败气息”，湖南作家余开伟退出湖南省作协。同年，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辞职并退出中国作协。其后，郑渊洁先后退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然而，在圈外，无数人希望跻身这一全国最大的作家组织。据统计，2001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作协新增会员1661人，申请人数逐年上升。据陈崎嵘透露，经过公示，2010年共有378人新加入中国作协，会员已达到9301人，到省一级有5万多人，地级市和县级更多。

　　那么，作协到底是怎样的组织，为何有人避而远之，有人挤破脑袋要加入？

　　对于作协的机构属性，陈崎嵘这样定义，中国作协从中国文联分出后仍属于正部级单位，这意味着在中国，作家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协会的艺术家。而评论家梁文道则通俗地形容，作协是“让作家(尤其是专职作家)变成公务员”的机构。“三级作家、二级作家与一级作家有很实际的差异，他们领的薪资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医院也不同。而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为官僚体制的等级，例如王安忆，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